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一切社会生活都经由传媒，新媒体已经深刻地介入到我们的当下生活。不同媒介所传播的不仅是它的内容，更有媒介自身的时空偏向。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会带来思维、文明方式的巨大改变，带来我们生活习惯、身体机能和整个社会组织形态的改变。新媒体的变革背后同样隐藏着巨大的负面，其文化本质还需要有一个重新凝聚的过程。

新媒体深刻地介入了我们的当下生活

19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迅速发展，深刻地介入、笼罩着我们的当下生活。早晨起来，网上溜一圈，当日送来的报纸就都是旧闻；微博一打开，所有你要关心的人和事便了然于胸，你愿意告诉别人的也就都对它说了；好不容易坐定，你要下意识地摸一下手机带没带，看看有没有什么未接电话或者遗漏信息；微博上传了，会时不时刷屏，看有没有人点击、转发；很想坐下来定心看书、写作，却还要像患了强迫症一般，时不时去查一下电邮……这些情绪和身体感觉上的不舒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吗？有没有克服的可能？走在街头，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电子光屏，远远近近各种资讯，混合着声光化电的广告，向你袭来……LIGHT，HEAT，POWER！那些当年叫茅盾猛一惊的“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了。还有，我们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资讯，爆出各种官司和花边，造谣辟谣，真真假假忙得不得了。定睛一看，负面消息总是比正面的多。世界是这样的吗？久而久之，人们会说，都是新媒体给闹的。你想逃避却还挣脱不了。

新媒体时代，我们可以从网上下载材料、阅读书刊，那么传统书刊出版、报纸有未来吗？长久以来，人们对新媒体所带来的技术奇观啧啧称奇，却没能认真思考人文景观和社会文化的变化。这是怎样的媒介生态？媒介如此运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经济逻辑？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还有可能回到传统交往的时代吗？如何解读新媒介的传播特征及其文化特质？

类似的，新媒体带来的问题和它的新特点一样多，但这些“新”是不是就是前无古人，带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了呢？这样的变化与当今社会转型有怎样的关联？今天，我们从传播媒介偏向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解析。

不同的媒介方式有不同的时空偏向

“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不妨拉开一个比较长时段的历史来观察。传播史告诉我们，新媒体之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媒体，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文化政治。文字的书写对于结绳记事是新的，雕版印刷相对于竹简刻写是新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较于手抄和雕版印刷是新的。所以，“新”这个东西并不值得我们手忙脚乱。

16世纪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刷资本主义逐次展开，让手抄书走进博物馆。手写的艺术让位于印刷的速度。17世纪初叶，最早的期刊诞生于荷兰和德国，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期刊大概相当于新媒体。很快，在1759年，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对当时蓬勃发展的期刊提出了强烈批评：“报刊杂志与日俱增，知识却毫无增长。晨报的故事在晚报重复出现，晚报的内容又被次日的晨报抄录一遍。”这情形真是与今天的状况相若。内容的增长不及传播生产技术的发展快。然而，随后，传播技术所具有的社会思想动能迅速发挥出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出版自由”理念被载入《人权宣言》，法国迅速涌出300多家报纸。印刷刊物和图书具有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特点，塑造了启蒙运动最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晚清中国，由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整个社会印刷能力得以大规模提升（包括雕版印刷）。1900年到1910年的十年间，大量报刊、书籍出版，并非自《新青年》始，《安徽俗话报》、《中国白话报》等白话报刊的出版、阅报栏的开设，陈独秀、胡适等人早就借助于白话报打造平等、民本的观念。这些白话报刊业造就了中国下层社会对于新文化的认知空间和社会基础，从而形成了中国20世纪早期传播方式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中西文化交汇，形而上的价值以及道德、民本、自由等观念，造就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结构。

影像和声音的传播相对于文字的传播是新的，电视相对于电影是新的。20世纪前期，传媒的发展以影像、声音的多样化为标志，动态的影像、流动的声音出现，媒介的娱乐化、商业性功能显现，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图书、文字所营造的世界奇观。20世纪后半期，电视以广播和电影继承者的姿态出现，在多种制作技术的支持下，收视率比节目内容重要，浏览取代凝视，瞬间观感代替深入思考，眼睛和耳朵的功能得以发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感觉到的革命性变化，不仅来自于内容本身，我们的不满、不适，不仅是由于“知识却毫无增长”，更是来自于媒介本身的特质，它意味着一个不同于此前的文化取向和价值选择。用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的理论来说，不同传播媒介的介质本身是有偏向的，一种新媒介意味着一个新文明的诞生。传播的偏向重构了事物的时空关系。根据伊尼斯的考察，相对厚重的介质不容易生产、相对耐久、不便于运输，也不易被破坏，传播的空间就会受到局限，但时间上会流传得比较久远。与此相对应，相对轻便的介质比较易于生产、便于运输，传播起来简便、迅速，也容易受损，保留时间就会短暂、传播空间就比较广，但信息的重要性会受到质疑。比如，同样一件事物，用文字记载和勒石以为记，两者所体现的价值和想表达的意义显然不一样。媒介是人的延伸，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传播总是在时间、空间之间作取舍。

新媒体带来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特质的变革

第一，从表象上看，新媒体首先体现为传递速度快。无论多大的文件，转化为数据包，通过信息高速公路，无论天南海北，只要数据通讯所及，都能瞬间传递。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只要有需要，这个速度还在加快。

第二，新媒体自身的形态、功能变化也很快，是一个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这个创新形态就是你爱什么、它是什么。它非常体贴你、很人性化：固定电脑太大，有笔记本；笔记本太重，有上网本；上网本功能太单一，有平板电脑。

第三，互动性。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泾渭分明，是单向传递，但多媒体时代的特点是互动。新媒体的互动完全超越了一个不同于传播信息“内容”的互动意义。论坛上的帖子没人顶、微博没人转，就和没发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博客皇后”、“微博女王”的出现，不是由于她宣示了什么，而是因为有很多人跟帖。意义不来自于赞叹或者反对，而是来自于跟从。意义发送者的影响力来自其背后的人群、其受众。

第四，参与进入的门槛降低。只要接受网站运作的基本条款，任何人都可以注册成为用户，发布信息和主张。印刷时代文章写作者“发表”的意义消解，作者为轴心的时代终结，网上平民时代来临，主次尊卑秩序彻底改变。出位、话题性、对感官的刺激，成为吸引更多人传播的主要元素。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关注者比写作者更重要这一秩序确立以后，大批的写作者依靠写作谋生、出版拿稿费的时代或许就将结束。

当我们打开视野，从理论和历史形态上看到这样的变化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新媒体的文化特点以及它与今天的经济运作方式、社会组织变化之间的关系。

新媒体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经济运作模式。新媒体的出现重新激活和光大了“长尾”销售理论。我们会注意到，今天最广泛的经济模式不是一单赚很大，而是每单很小，但非常多单。显然，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同以媒介所影响的人群之多之广为基础相关。它强调的是量而不是质。因此，新媒体的“微支付”和“微经济”特征不是传统意义上薄利多销的简单运用，而是依靠扁平、广泛的群体，多次反复销售来达成的。在不断扩大的市场和消费逻辑支持下，不断生产简单易耗的消费品，通过巨量的“微经济”和“微支付”来累积。淘宝商城、移动通信、团购网等涉及庞大用户经济体的盈利逻辑就在于此。

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社会的文化政治运作。社会政治领域的变化，尊卑主次的位置变化，经济运作的方式变化，无数无名的“沉默的大多数”有用了。媒介是人的延伸，口头传播衍生出来的短信、微博传播，形成较大的社会力量。每个人转一下，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凝聚起强大的舆论力量。借助于这种聚合效应，新媒体彰显了散落、碎片的人际传播力量。社会动能也因此而激发，形成整个社会力量的主要一极。中国新媒体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门户网站开始就已经深刻卷入到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从2000年初期的BBS论坛、2008年的博客，到2009至2010年开始的微博，不仅冲击传统媒体，也在倒逼中国社会管理的改革。目前中国许多信息先在新媒体出现，传统媒体跟进、放大及加强，然后构成社会舆论，最后影响社会管理。新媒体同样因此成为政府沟通民情、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渠道。近二十年来，孙志刚事件、周久耕事件、李刚事件、李天一事件、江西宜黄暴力拆迁事件，直到最近发生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等，成为标志性的社会事件，都是新媒体和社会文化政治变革的合力结果。

媒介偏向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负面

新媒体展现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其动能来自于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或者说，新媒体所带来的文化特质以消解主流为特质。对传统主流价值的消解，谁在“上”、谁占主流，谁就是对立面，就向谁开火。其中蕴藏着非常二元对立的思维。比如微博，就140字，当然讲不清道理。消解、嘲讽，都是它的手段。新媒体主要特点是自媒体，也就是缺少编辑加工，从好的角度说是原生态，但与此同时，它粗俗，信息和知识的质量低。新媒体点对点的传播，取消了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换句话来说，是它取消了问题，直接追求结果，这种从点到点、直奔目的的知识形态结果就是知识的碎片化；新媒体的快速而与当下连接的信息鲜活，这在缺乏大的文化积淀和思想逻辑的背景下，容易产生情绪化。碎片化和情绪化并无逻辑性，再加上进入的门槛低，信息保留的时间短，产生的影响转瞬即逝，其意义和价值自然会受到损害。缺乏长远考量，形成一种只为眼前和当下着想的习惯，受到道德、规范约束的机会小，恶性的、个人性的习性滋长并抱团，也容易形成当今社会文化向低端游走的倾向。

不仅如此，在不同媒介的传播过程中，人体器官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也会不一样。在口语传播时代，听和说的能力比较重要些，耳朵、嘴巴的机能得以发挥。比如说，希腊文明的荷马史诗或古老的部落文化，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于是文明得以传递。到了印刷媒体特别是图文、影视文化的时代，看的功能更能得到发挥，聋哑者行走在现代社会比较少有障碍，而盲人却举步维艰，眼睛比耳朵和嘴巴重要了。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影像传播业重新塑造了人体机能的不同重要性。这就非常有意思了，由于媒介的偏向，不仅带来了文化的偏向，人身体不同器官的机能也发生了偏向。根据“骨灰级”新媒体使用者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研究，“新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大脑认知和记忆结构”。他认为，新媒体阅读已非传统阅读，而更像是一种“扫描与搜索”。人们读的不再是文本，而是一个个关键词。扁平、单面，在声气相投的同类中寻找呼应，文化和思想同质性高，难以容纳和理解异类思维，这就造成新媒体时代知识和思想生产的“麦当劳化”。新媒体时代，人们习惯通过电脑提示处理多个工作。大脑的工作方式不是线性的“单任务”状态，而是分布式的“多任务”状态。“但人脑和电脑一样，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多任务计算对机器的结果是死机，对人可能就是认知麻木、强制刷屏及拖延症。”人们处理多项工作因此而缺乏效率。虽然基因、遗传的变化还有很漫长的过程，但从日常生活的经验看，新媒体对我们当下的习惯的改变还是明显而强烈的。

每个巨大力量的背后都有巨大的负面。新媒体是一个传播空间广、速度快，但信息质量低、留存时间短的媒体。新媒体强大的技术能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更能带给我们娱乐、消磨我们的时间、改变我们既有的思维习惯和生活趣味，它同样可能被过度滥用。也就是在新媒体所带来的自由、娱乐之下，我们看到人们日复一日地浮躁、无根，我们讨论社会生活说到幸福指数的时候，还是那些传统的旧时代的东西好玩、值得留恋。这与我们当下的文化状况，与我们易逝的媒体文化是不是有关系？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差别，它同样是一个时空的变化。以微博为代表，将一切碎小的东西通过传播、寻找同类，集聚成庞大的群体力量，要求快而广。如果说，印刷媒体生产和倡导了一个以理性为主导的启蒙精神和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文化，那么，以互联网、数字媒体为主导的新媒体生产了更为多样的、碎片化的、变化多端的文化，比较两者，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传统媒体的文化特质是称重量的，新媒体就是数个数、算数量的。

不同媒介所传播的不仅是它的内容，更有媒介自身的偏向。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会带来思维、文明方式的巨大改变，甚至是由此带来我们身体机能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改变。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本质还需要有一个重新凝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