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倒台为标志，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2010年2月，西方不少人认为这场危机即将结束，资本主义经历的将只不过是又一轮普通的周期性危机循环。从当时数据看，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在2010年初确实有所反弹。然而，从2010年初至今近3年过去，西方这场危机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在向纵深发展。经济上，美欧经济复苏进程远远低于预期，“千呼万唤出不来”，债务危机几经动荡，当前“烈度”虽有所下降，但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政治上，西方国家政府执政困难普遍增多，内外政策意见混乱，党争激烈，极端势力抬头。社会层面，受危机影响，西方各国福利、医疗等民生改革阻力重重，中产阶层受到的巨大冲击仍在深化，社会不满、迷茫、失落情绪加重。思想层面，西方精英围绕资本主义前景和西方霸权兴衰的大讨论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如何实现“修复”?西方朝什么方向走?如何维持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何同新兴力量相处?这些重大问题成为困扰西方、但仍然无解的难题。凡此种种，使我们看到，西方的短期“危机”似在一定程度上已演变为长期“困境”，“急症”已转成“顽症”。

    一、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 经济发展“失调”

    几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几乎穷尽各种财政和货币手段，但经济增长始终乏力，失业率始终处于高位，金融市场信心低迷、脆弱敏感的形势未能显著改观。美欧的债务危机仍有可能迅速复发。为什么会陷入这种状态?从深层次看，西方的经济失调主要源于以下三个“陷阱”：

    一是经济结构陷阱。一言以蔽之，就是金融领域过度膨胀，实体经济长期萎缩，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危机抵御能力下降、恢复增长的能力疲弱。金融为生产服务这一本质被扭曲，呈现出金融支配生产、金融决定投资等“本末倒置”的情况。这既是引发西方金融动荡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迟迟摆脱不了债务阴影、经济深陷困境的主要原因。以英国为例，工业在英经济中的比例一度超过60%。如今工业产值占英GDP比例已萎缩至21%，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同样，美国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也形成了金融主导经济的产业结构，“两高三低"——金融、保险、房地产比例高(34%)，零售和娱乐等生活消费型服务业高(40%);工业制造业比例低(仅20%)、运输和通讯等生产型服务业低(5%)、第一产业农业仅l%。欧洲情况大体类似：从1996年到2007年，欧盟经历了一轮“去工业化”浪潮后，工业占GDP比例从21%下降到l8%。受欧债危机打击最严重的西班牙，工业和能源产业萎缩至国民经济的l5%，而金融业占72%。这种经济结构使西方国家金融风险敞口过大，大大削弱了其抗危机、抗衰退的能力。当前西方出现的各种经济、金融和社会问题，譬如银行“大到不能倒”、“操纵利率”等现象，都是金融业过于庞大、监管机制不力、产业结构失调造成的结果。

    二是经济政策陷阱。西方各国政府长期以来靠超前消费、借债度日的办法刺激经济、增加福利，以取悦选民、树立政绩。现在几十年来寅吃卯粮、借贷消费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一个突出的两难困境：要恢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就必须改掉大手大脚的毛病，减债削赤，增强实体经济产出。但减少借债就意味着削减公共投入、就可能在短期内妨碍经济复苏、引发社会不满、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对执政党而言意味着自缚手脚、得罪民众，甚至失去执政宝座。对此，西方各个国家、各个政党意见不一。德国从一贯经济传统和自身利益出发，主张欧元区严格实施紧缩，推进结构性改革，建立健康、良性的财政纪律。美国等一些国家则主张继续举债，先刺激增长、再逐步减赤。英国的保守党主张紧缩，而反对党工党则主张刺激。基辛格认为，欧债危机最大问题在于：“欧洲国家领导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但却不能那么做”，也就是说国内政治压力和政党游戏规则决定其无法推进必要变革。

    三是福利制度陷阱。长期以来，西方把福利制度作为安抚中下层百姓、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负担越来越重。以英国为例，英1948年在世界上最先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福利制度，号称“从摇篮到坟墓”，涵盖生老病死、教育、医疗、失业贫困等广泛领域。发展到今天，福利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发放把关不严。据统计，全英6300多万人口中，至少有140万人在过去10年中完全以国家救济为生，部分依靠福利的人则不计其数。随着英国力下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这种“粗放型”的福利制度面临巨大压力。一是福利门槛过低，大量并不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占据福利资源。二是福利“重叠”突出，一个家庭往往可通过养儿育女、教育医疗、食品住房等多种方式重复领取救济。三是制造了“失业陷阱”。由于拿救济金可能比正常工作收入还要高，很多中下层民众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这就造成了西方福利社会的一个严重后果——“养懒汉”。2010至2011财年，英财政赤字高达1454亿英镑，相当于1.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英GDP11%，创下英二战后最高纪录，其中福利开支占据相当大部分。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这种模式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这几年，包括英国、希腊在内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紧缩难”、“削支难”，社会矛盾尖锐，民众不满情绪“一点就着”，重要根源就在于福利制度的种种漏洞和后果长期以来未得到及时修正。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能否有效地化解这场危机和困境，就看其能否有效推进“福利社会”变革。

(二) 西方的政治体制“失灵”

    一是政党利益、个体利益“绑架”国家利益。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环境中，党争日益流于极端主义、绝对主义和否定主义。面临危机时，其对国家利益的妨害作用暴露无遗。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美国国债去年下半年达到所谓“法定峰值”，是否继续举债需立法决定。为刺激经济增长、推进内外政策，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要求提高债务上限，同时增加税收，改善财政状况;共和党则要求政府先削减公共开支、降低福利，同时坚持继续减税，否则反对继续举债。围绕这个问题，两党缠斗数月，使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党争。美国政府因迟迟得不到提高债务上限授权，一度声称即将“破产”。实际上，美民主、共和两党提出的不同主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民主党侧重“开源”，共和党强调“节流”。真正对国家利益负责任的治理者应是搁置分歧，兼顾二者，尽快找到解决办法。但两党为在政治上打压对手、捞取选票，竭尽所能封杀对方任何方案，国家利益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资本主义世界“老大”出现如此严重的党派政治裹挟国家利益的局面，西方精英普遍感到吃惊和无奈。美国著名的网络杂志《调色板》(SLATE) 主编韦斯伯格一番话代表了西方许多学者的担忧：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再这样闹下去，美将“选择自我毁灭”。短期代价是经济持续衰退，长期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并对整个西方造成沉重打击。西方不少人也认识到，这就是西式民主制度的重大弊端：在危机面前，利益集团往往选择的是博弈， 甚至玩危险的“ 胆小鬼游戏”(ChickenGame)，不斗到最后一刻、不到危机发展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谁也不会退让。这种制度困境在美欧几年来的危机治理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个体利益“绑架”社会公益，在西方国家屡见不鲜。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更有突出表现。金融危机期间，英国一直推动筹建高速铁路，通过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改善老旧不堪的国家道路体系。但在一些地方民众和反对党的极力阻挠下，高铁项目一拖再拖。几经博弈后达成的是一个令人感到“折磨”的结果：高铁可以建，但要2017年才能动工、2027年完成第一阶段、2032年完成第二阶段。一件原对国家发展有利的好事就被地区利益、部分选区少数选民的利益几乎扼杀了。这样的例子在英国比比皆是。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从设计到建成用了4年;英国希思罗机场T5航站楼，用了整整20年。英国人对此感慨很深。《独立报》说：“和中国速度相比，英国体制实在是太过僵硬。”

    二是西式选举制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危机暴露了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许多弊端，对国家治理、尤其是危机治理的束缚效应十分突出。主要是两点：首先，西式选举制难出、不出“能人”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所谓自由竞选制度下，政党和竞选人往往强于党争而弱于治理、重于口号而轻于经验。大多数领导人或竞选人缺乏地方和基层执政经历，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普遍不足。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自传里颇为自豪地宣称：“以往从未担任过公职、但首次出任公职干的就是首相”，把没有执政经验、一步登天当成荣耀，一种典型的西方式“英雄”逻辑。金融危机期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这一欧洲政坛“老手”因危机治理不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被迫下台。第二，领导人代表性不足，民意基础薄弱。英国首相卡梅伦虽为国家领导人，但其选区仅仅是牛津郡惠特尼市一隅之地，人口10万。卡梅伦真正经历的民众选举只有竞选惠特尼选区议员一场，而其得票率也仅为55%。不少英国人自己调侃，5万多人选出的首相，真能代表6300万英国人、制定反映大多数英国人利益的政策么?目前，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的民意支持率仅略高于30%，在缺乏民众普遍支持的情况下，卡梅伦执政难免缩手缩脚。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确实产生过一些“领袖级”政治人物。但总体而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经济社会问题日趋复杂、西方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西方多数领导人能力缺失、代表性不足问题严重，难以担当推动西方“复兴”的使命。这个问题在金融危机以来也成为西方学界反思的重要方面。学界对西方执政者在危机面前缺乏作为、对选举制种种弊端批评声音很强。西方精英越来越对中国领导层的治理模式感兴趣，中国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上的确有独到之处。中国各级领导人大多有丰富的执政经验，任期也较为充分，这有利于干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对民众、社会和国家更有利。这种观点在西方务实理性的政客和学者中不时有所反映，说明一些西方精英在思考这些问题。

    三是选举周期造成西方领导体系决策“短视”。这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老问题，领导人由于任期限制，只顾眼前，拘泥于任期内的政绩，没有动力去关心涉及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不愿也不敢在国家治理上放手去做。政府各部门的一、二把手往往系领导人政治任命，阵营和派系观念强烈，只关心领导人任期内的事。西方当前许多困境都是长期战略和政策失误造成的，其解决和修复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在现行西方选举周期和政治短视的情况下，很难做出战略性、长期性决策，使脱困变得更加困难。

(三) 西方的社会融合机制“失效”

    近一时期，西方不少学者讨论的一个问题，“美国梦”还存不存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给出的答案是：“美国梦已不再。”克鲁格曼认为，以平等和机遇为主要内核的美社会价值观近二三十年来遭到严重损害。有关“美国梦”的讨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社会困境更加突出了。主要表现为社会流动退化、社会矛盾激化。

    一是社会流动退化。健康的社会“阶层流动”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通过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给普通民众改变命运的机会，从而调节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客观地看，当代资本主义曾一定程度上处理了这一问题，这也是“美国梦”得以延续的关键。但通过对金融危机前后几年的观察发现，西方社会的流动性呈现显著的凝固化态势。主要表现为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大幅萎缩。上世纪70年代，1%最富有的美国人掌握全美国民收入8%;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一年，这l%的美国人掌握全美24%的财富，创下历史纪录。据美著名的皮尤中心最新民调显示，美次贷危机高峰过后到2011年的三年内，美中产阶层年收入又下降了4.1%。从英国看，今天英国1%最富人口的人均资产是10%最贫困人口的300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滑向贫困线。据《卫报》称，一个标准英国公务员家庭月收入仅在两三千英镑之内，除房贷、食品支出外，基本没有余钱，即“月光族”。出门时提心吊胆，生怕汽车出故障，因为修不起车。全英超过700万人、也即人口1/9已到了难以支付额外“一张账单”的地步。我们以前对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认识，即资本主义社会有牢固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分层金字塔的中坚部分非常厚实。现在这个中坚部分因金融危机遭到进一步削弱。克鲁格曼对此提出了尖锐警告，认为当代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

    二是社会矛盾显著上扬。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去年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就是最佳例证。西方大国最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美国华尔街——资本主义金融中心被占领，英国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圣保罗大教堂——资本主义世界另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宗教圣地被占领。不少学者认为，这场“占领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规模和影响不相上下。“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感到厌倦、无奈和失望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机制僵化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不少西方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暴力犯罪抬头的倾向。法国这两年来发生多起群体性暴力事件;英国去年8月伦敦等城市也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骚乱。在经济不景气和债务危机持续打击下，未来这种暴力化的群体性事件恐怕在西方还会频繁出现。

(四) 西方陷入了一场思想“失德”

    一是主流社会道德水平下滑。主要表现为精英阶层道德沦丧、丑闻多发。以英国为例，几年内连续爆出了所谓“报销门”、“窃听门”、“性侵门”、“利率门”等多起严重的弊案。按照资本主义一贯的价值标准看，每一起都可谓“触目惊心”，给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震动。

    所谓“报销门”，指近年来英国议会下院大面积曝出议员利用职务之便，以公款为个人花费报销的事件。违规报销的范围，大到用公款来支付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小到用公款购买自家用的厕所卫生纸，不一而足，但涉案人数之多、职位之高在英国现代政治史上尚未有过。英保守党、工党、自民党无一幸免，三大党多名议员为此丢职位、吃官司。深入调查表明，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在英国议会已经存在多年，只不过没有曝光而已，这就更加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所谓“窃听门”事件，起因于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一家英国报纸《世界新闻报》，在新闻报道中为获取内幕消息，买通警察局高官，长期对各种报道对象实施非法窃听。事件曝光后，报纸和警方还一度联手掩盖证据。随着弊案被揭，又揪出政客和媒体勾结问题。执政党保守党在选前为争取默多克集团的支持，私下承诺在上台之后为默多克收购另一英大型传媒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一些政要和主要阁僚先后涉入。这起弊案不仅对英国新闻媒体的声誉造成沉重打击，而且使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进一步下降。

    另一起同英国新闻媒体有关的重大丑闻，就是今年爆出、当前正深度发酵的“性侵门”事件。世界最大的新闻传媒机构之一——英国广播公司(BBC) 已故著名儿童节目主持人吉米•萨维尔，被曝出在生前40多年新闻从业生涯中，对300多人实施过性侵犯，包括大量未成年少女。这一罪行直到他去年10月去世后，才被逐渐曝光。这位BBC王牌主持人曾是数百万青少年观众崇拜的偶像，甚至为慈善事业募捐达4000多万英镑、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头衔。这起丑闻不仅在于萨维尔恶行本身，更在于英国精英和权贵阶层处理丑闻的各种拙劣行径。BBC高层在事件曝光后极力掩盖真相，多方阻挠调查;英国警方近年在多次接到性侵指控的情况下，不予认真审理;曾知晓甚至目睹萨维尔作案的英国媒体、医院等机构高层对其罪行默不作声，任凭其逍遥法外。不少演艺界名人多年来伙同、协助萨维尔犯罪，都未受到应有惩罚。丑闻曝光后，BBC内数名有类似嫌疑的知名主持人和诸多涉嫌社会名人遭到调查，数百起尘封几十年的恶劣罪行浮出水面。这颗重磅炸弹，对一向以“新闻道德卫士”自居的BBC、对标榜“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都造成空前沉重的打击。这起丑闻案目前仍处于不断的揭弊和爆料之中。

所谓“利率门”事件，则是指英国第二大商业银行巴克莱为主的数家大银行，被查出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这个利率非常重要，是包括美国在内全球许多国家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利率，涉及价值达数百万亿美元，影响企业贷款、居民房贷、贫苦学生申请助学贷款等方方面面。操纵这个利率，就是为对己有利的标准谋取巨额利润。巴克莱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就是因为大金融机构联手操纵利率的行为被监管方长期默许。

    这几起丑闻，分别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报德、商德，都是在隐蔽或被“默认”了十几年、几十年后才受到清查，而且是横跨行业、领域的系统性现象，不是孤立的个体事件，它深刻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话语权力、商业权力等社会主流力量的信任。

    二是社会保守思潮显著抬头。这是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上扬的一个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主流社会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排外主义心态加重，社会宽容度下降。如挪威极右分子屠杀近百人、美国和法国这两年多起枪击事件，都有极强的族裔、宗教背景，极端主义色彩强烈。个别欧洲国家还出现极右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例如2009年，英国极右翼的、被称为“邪恶之党”的不列颠民族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BNP) 首次获得欧洲议会的议员席位。这个党强调所谓白人统治，党员里不乏浑身刺青的光头党和新纳粹分子。在希腊，公开标榜极右思想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 在今年希腊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在二战后60多年的欧洲历史上也绝无仅有。“金色黎明党”的青年分支甚至公然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移民，并且得到部分希腊民众和地方当局纵容。在今年夏天的伦敦奥运会上，德国一名皮划艇女选手因被查出交了一个参加极右政党的男友，被勒令退出国家队。此事在德国内引起不小震动。一部分德国舆论和民众公开反对处罚这位女选手。表面原因是反对“政治干预体育”，但深层原因恐是德国社会一部分人已开始对极端思潮产生了“宽容度”。总的看，西方精英对极端主义抬头十分忧虑和警惕，但在经济低迷、民怨郁积的形势下，拿不出好的应对办法。

    三是极端自由主义理念恶果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今天西方出的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过去30年来极端自由主义理念的发展。今天的西方，政治上党派利益、少数民意“绑架”国家利益，经济上信奉绝对市场主义，社会上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泛滥，都肇始于极端自由主义。这种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曾成就了西方的繁荣，但在危机和困境条件下，对西方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也造成了重大危害。一个重要例证就是近年来欧洲“分离主义”运动的不断兴起。最近，英国中央政府与苏格兰地方政府经过激烈较量后，决定于2014年秋天就苏格兰是否留在英国举行“全民公投”。这标志着英国向着国家分裂“迈出了一大步”。苏格兰历史上曾长期作为独立国家，直至l8世纪初才完全并入英国。经过200多年的融合，英国国家统一本不应有任何问题。但“苏独”之所以在当代英国重新复苏，除英国力衰落、经济长期不振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度发展，导致“民族自决”理念恶性膨胀。英国一些政要和学者认为，英国最大优点之一，就是看淡文明和国家的兴衰荣辱，能够接受“优雅衰落”。但面对苏格兰迈向独立、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连英伦三岛都可能不保的前景，现在最优雅的英国人也很难无动于衷了。

    另外，近期受到普遍关注的枪支立法问题，也是社会公益和极端个人主义相矛盾的典型事例。严格管制甚至禁绝私有枪支，本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但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极端放大的思想条件下，就成为一个是否危害公民权利的政治问题。在无休止争论的同时，西方社会不断付出惨痛的代价。这种矛盾甚至表现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近来因个别美国公民拍摄讽刺伊斯兰教的影片在中东引发针对美的抗议浪潮就是一例。事件对西方震动很大，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公民个人权利与宗教宽容、国家利益关系的讨论。这起事件反映了西方和伊斯兰文明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但更凸现了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受限制会给一国内外政策造成多大被动，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困扰。

二、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应对这场困境?

    (一)从认识上“反思”

    几年来，西方内部对于资本主义如何脱困展开了激烈辩论。这场大辩论的范围涉及政界、企业、媒体、学者方方面面。其深度和广度，在战后西方主导国际秩序60多年里是罕见的，甚至在当代资本主义持续上升的这百年时间里恐怕也是少见的。总的看来，这场辩论寻求回答三大问题：

    一是资本主义到底还“行不行”?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年初举行了一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大讨论，许多西方政要和知名学者参与。总体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确面临体制性问题，但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大多数人认为，资本主义要解决的是“政策”而非“原则”，涉及的是“问题”而非“主义”。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历经考验，最终都用“资本主义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资本主义仍有强大的调节能力。只要坚持改革创新，资本主义仍可长盛不衰。同时，西方精英中也不乏忧患论。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穆勒提出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必须再次证明自己”。只有继续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资本主义才能保持优势和说服力。

    二是资本主义究竟能否被替代?一是认为“不可替代”。美国卡菜尔集团总裁鲁宾斯坦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中国和新加坡这些市场经济发展较好的东方国家同样面临收入差距拉大、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财政和福利支出过重等同西方资本主义类似的难题，因此东方模式代替不了西方资本主义。二是主张“同质论”，认为新兴国家都不同程度采用了资本主义经济手段、扩大政治社会自由，非西方国家、非西方模式的兴起并未弱化资本主义，反而“加强”了资本主义体系。三是“兼收并蓄”论，认为西方应当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虚心学习，资本主义可以借鉴其他制度的长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前不久刚刚去世)则认为，困境中的资本主义必须加强学习和借鉴，才能保持优势。马克思的警告对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仍具现实意义。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摒弃了早期工业化时代的野蛮习性，博采众长，特别是吸收了民主社会主义等许多其他模式的合理之处。

    三是资本主义应如何脱困?主要是三种意见:第一要干预。政府应适当扩大对市场介入，在危机时期加大引导经济走向，优化政府开支结构，提高对教育、基建、就业等财政投入，刺激经济复苏。有学者称这种主张为“凯恩斯主义”复兴。第二要改革。一些学者甚至呼吁西方政府效仿20世纪初美国的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对垄断寡头和大企业果断实施“拆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和文化，教育未来两代人学会艰苦奋斗。第三要创新。美国的里夫金等学者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张西方国家积极抢抓以新能源和网络革命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实现生产力的新飞跃，靠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延续资本主义优势。

(二)从政策上艰难“调整”

    对内，应对金融危机、提振经济复苏。一是抓危机治理。目前，欧债危险期尚未渡过，但欧元区迅速解体的可能性不大。包括德、法、欧央行、重债国在内的各方仍在艰苦博弈，重点是如何稳定债务形势、挽回市场信心，同时推进金融监管和财政改革，恢复增长。尽管有矛盾，但各方均不愿欧元区解体，大体仍相向而行。从长远看，欧元区建立相对统一的财政联盟是解决债务危机的唯一出路，各方对此抱有基本共识。二是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美、英、法等大国纷纷削支减赤，同时多方推进经济复苏。美宣布10年削减4500亿美元军费，争取把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者的税率从35%提高到39%，并推进医保、福利等社会改革。英实施福利改革计划，减少不必要的福利“浪费”。法新总统奥朗德将富人最高税率增至75。各国加快整顿金融业，制订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体系。最近英金融监管当局宣布将改革“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制定规则，表明西方国家在金融体系改革上迈出新的步子。三是极力拓展增长点，为提高国家竞争力注入新养分。美、英、法、德、日等大国均出台了新的产业政策，欧美推“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重建金融监管体系;在北极、外空、新能源、网络等“全球公域”加大投入，抢占新领域规则制定权和开发主动权;美国、加拿大等多国在能源开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总的看，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政策都在缓慢经历一轮大调整，中心任务是恢复元气、涵养国力，同时抢占新的增长极，主要特征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强化。

    对外，主要是“卸包袱”和“保重点”。一方面，危机中的西方急于推进战略减负，主要标志是结束两场“十年战争”。美国于去年从伊拉克完全撤出战斗部队，并定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英国美国等各国均从大规模反恐战抽身。美国一批前政要和学者，如前国务卿赖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等人近两年提出了“国内第一主义”、“美国复兴主义”等口号，主张把力量集中在国内，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海外义务。这些观点得到美国舆论和民众广泛支持，奥巴马政府也大体在实施这种政策思路。美国在去年的利比亚战争中首次“退居二线”，由英、法牵头。这在“二战”以来西方发动的局部战争中还是第一次。从欧洲看，英、法、德三大国对外投入能力和意愿均有所下降。英国未来5年减少8%的国防和24%的外交投入，法国将于2012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全部法军。

    另一方面，西方要确保战略重点，继续维系全球霸权。

    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军事和经济投入，打出“重返亚太”和“战略再平衡”。欧洲将重点经营中东、北非等欧洲周边地区，这也说明为什么英、法在“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问题上非常积极。对于西方如何调整战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一些思路，概括了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西方主要努力方向。一是巩固和扩大西方阵营。布提出扩大“西方”范畴，将土耳其、俄罗斯、韩国、日本纳入广义的西方，通过进取性的战略维护西方对“非西方”的优势。二要吸取教训。冷战后20年，美国“自大”、欧洲“自顾”是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西方必须避免再次陷入类似的战略陷阱。三要保持信心。西方经济、科技、教育、软实力等仍远远超过“非西方”，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不会被超越。四要利用矛盾。特别是善用亚洲各国之间的领土、历史、主权争议，效仿19世纪英国的“势力均衡”战略，积极构筑有利于西方的亚太格局。布上述思想是“危机时代”西方精英竭力维护西方霸权的一个重要表现。

    西方的调整和变革能否见效?从近段时间看，西方经济出现了一些起色。美国2012年第三季度增长率增至2%，英国今年第三季度增长率也达到1%，较前几季度不足1%甚至负增长有所反弹。欧洲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使欧债危机紧张度有所缓解。但初步复苏苗头能否发展成为西方经济社会“脱困”的稳固势头，还很难讲。总体看，引发西方困境的长期性、结构性矛盾仍远未解决，有关改革举措更多停留在表面，未触及制度和思想深处。这决定西方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其长期衰落的趋势也很难逆转。英国《经济学家》一段评论颇有见地:“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进入‘对内缺少改革路径、对外缺少替代模式’的十字路口。虽然反思声音很多，但批评家多于改革家，各派观点莫衷一是，也难以克服不愿向其他发展模式借鉴的心理障碍。”

 三、如何看待困境中的西方资本主义?

    危机的爆发和困境的深化，拖慢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削蚀了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从持续时间、辐射范围和影响深度看，这次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困境堪称西方主导世界数百年来所受打击和震动最强烈的事件之一，对西方的影响恐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场危机的最特别之处还在于，它给冷战结束20年来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的西方世界踩了一脚“刹车”，使西方无度膨胀的实力自信、模式自信、霸权自信受到沉重一击，在国际关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发生了动摇。这种从高峰陡然跌落的震撼与失落是强烈的。西方对世界的认知，特别是对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不得不承认自身实力相对下降、新兴力量不断增强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

    另一方面，应当客观地认识到，西方当前困境还远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现在敲响的恐怕只是资本主义的“警钟”，还远不是“丧钟”。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客观地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仍有强大实力基础，生产力仍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可用“三个核心力”来看，即核心生产力、核心硬实力、核心软实力。

    从核心生产力看，美欧日总产出所占全球GDP比重仍在60%以上，西方仍掌握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军事和民用科技，主导现代科学前沿趋势，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潜在优势仍十分突出。不排除在经历一个时期调整和转型后，西方依托强大的科技和生产力从困境中“缓过劲来”，甚至开辟发展新领域，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潮流。从核心硬实力看，西方仍在军事安全领域具有较大优势。仅美国一家军费预算就超过世界前十位军事大国(除美国外)军费总和，是中国6倍、俄罗斯的8倍。未来即使美大规模缩减军费，其尖端技术研发和海空优势领域的投入恐还会维系，其军事一超地位的衰落将是个漫长的历程。当前西方也在积极调整军事安全战略，加快从地区战争抽身、避免无谓消耗，加紧推进北约转型，以适应新时期安全挑战。从核心软实力来看，当今西方仍占据国际关系中体系、规则、话语权优势。国际关系这盘棋的“玩法”大体上还是它们定的，新兴国家虽在国际治理等领域具备了牵制西方霸权的初步实力，但尚不足以改写游戏规则。以IMF、世界银行等为代表，二战后确立的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虽有推进，但美欧联手把持的局面一时还难以改变。国际舆论的“喇叭”也主要在西方手里，跨国公司、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国际行为体大多为“西方制造”、代表西方利益，新兴力量在这些重要领域尚不具备动摇西方统治地位的条件。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局面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因此，危机和困境阻止了西方的升势、加速了西方的衰势，但尚未根本动摇西方的优势，也并不必然转化为非西方世界的胜势。危机更可能以低烈度状态持续较长时间，西方国家将处于相当一个时期的“亚健康”状态，软硬实力继续受到缓慢侵蚀，东西方力量差距也可能持续缩小。但这是西方的一场“慢性下滑”，其中不乏曲折和反复，绝非“直线性”态势。对于这一点，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四、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念

    资本主义陷入困境，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优越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准确判断世界金融和经济走势、果断采取务实有效政策措施，化解了各种复杂挑战，保持经济社会积极平稳发展势头。事实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和采取的政策，能够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时代各种挑战、把握发展机遇，也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实实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一条经得起现实和历史检验、行之有效的康庄大道。事实也证明，中国发展模式在危机应对、资源统筹、战略规划、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具备西方所没有的优势，西方的“短板”在许多方面恰恰是中国之“长处”。

    值得注意的是，困境中的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积极肯定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总的看来，西方的“中国观”呈现四个趋势：

    一是正视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管“友华”、还是“反华”的，都认可中国是世界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同十年前相比，这是西方对华认知的一个重要变化。在西方国家，中国外交官已成为各界人士最愿接触和交往的对象。英国“罗素大学集团”，代表着英国最顶尖的24所大学，相当于美国的“常春藤盟校”。最近，该集团举行年度晚宴，24所名校校长悉数出席，专门邀请中国大使参加，可见英国教育界对中国的重视。

    二是重新认识“中国模式”。同西方在脱困问题上的种种糟糕表现相比，我们讲实效、重战略、办大事等优点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精英的认可。美国微软公司前首席运营官赫伯德访华之后，在《华尔街日报》撰写一篇称赞中国政府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文章，呼吁西方虚心学习。文章虽然引起了一些西方舆论的非议，但这种呼声反映了西方对华认知的一个重要变化。英国《泰晤士报》最近一篇社论也公开呼吁西方政治家学习中国领导层谋划长远发展、勇于面对发展难题的精神，从资本主义政治泥潭中“清醒”过来。在西方主流媒体甚至老牌保守媒体上出现这样的声音，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三是普遍出现“中国热”。目前，汉语教学在西方国家已蔚然成风，英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分别达到20所和66间，居欧洲之首。包括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在内的英国政要均曾出席过为孔子课堂剪彩的活动。西方国家最困难的这两年反而成了中国语言和文化推广最快的两年。西方的中国研究也空前活跃，成为一门“显学”。英国大多数知名高校几乎都设立了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中国的水平行不行，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衡量西方主要思想库水准的重要指标。

    四是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认为中国发展是机遇而非挑战、或“不全是”挑战的声音更多了。英朝野上下、政商各界大多把中国视为经济机遇，而非安全或经济威胁。不论是保守党或工党，无论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甚至不论“友华”还是“疑华”，“同中国合作、发展对华互利关系”成为一种全社会性质的共识。从欧洲范围看，欧洲各国、欧盟机构也将中国视为摆脱危机的借重对象、实现发展的难得机遇，对华合作热情很高。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前后两任总统萨科奇和奥朗德、欧委会主席范龙佩等欧洲领导人，都主张加强对华务实合作。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一直在争取中方救助，也愿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这种对华合作的共识深入人心，可谓西方危机和困境对中西方关系的一大“贡献”。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认知还远未出现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变化。国际涉华舆论环境总体上仍然较为严峻。客观、积极声音多了，但消极论调依然不少。西方精英骨子里对中国发展壮大的不安、迷茫和忧虑始终存在，各种抹黑、遏制中国的声音从未消失。

第二，稳妥运筹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如何在新条件下妥善处理中西方关系的问题，不仅事关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关系到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气候、关系到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更好地巩固和延长，因此必须从战略上认真研究、慎重应对。

    一要明确基本判断。这次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困境启示我们，西方霸权的衰落恐怕还是一个长期过程。西方仍具备长期把持国际事务主导权的实力。我们自身则有很重的发展任务。中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性质的转化将是一场马拉松。与此同时，西方国际掌控力有所下降，新兴力量持续崛起，我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也逐步增大。

    二是把握发展方向。处于困境的西方，一方面对我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对我疑虑仍深，防范和牵制未减，甚至不排除向我转嫁危机。对此，首先应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坚信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凭发展赢得主动、以发展拓宽空间、靠发展构筑长期优势。同时，致力于长期稳定发展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西方大国关系。运用好斗争与合作的两手，充分调动中西方关系的有利因素，妥善抑制消极因素，为我国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全面的崛起营造持久、有利外部环境。特别对于西方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威胁其霸权地位的主要对手、敌手的可能性，要有充分估计。对其利用各种手段干扰和破坏我发展、向我转嫁危机的意愿和强度，切实保持高度警惕，不断丰富反制手段、敢于运用利益杠杆，坚决予以斗争和挫败，逐步增加我在这场战略较量中的主动权、主导权。

    三要抓住合作机遇。当前看来，西方遭遇这物危机后，在许多方面对华需求和借重大幅提升，这就为中西方深化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西方急需中国的资金、市场，我也须从美欧进一步吸收现代化建设所需技术和经验，双方利益互补性更强，合作空间更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大举进军西方，以并购、收购、参股等多种形式拿到一大批优质资产，包括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葡萄牙国家电力公司、加拿大石油公司等一些西方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股份甚至股权。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进军欧美市场、获取更多西方优质资产和项目仍大有可为，这对我分散和优化外储，实现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推动国内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