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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梦”
时间：201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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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17世纪20年代一批英国清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而出走美洲新大陆开始，一个“没有国王，也没有刽子手，可以自由自在地传教和生活”的希望和憧憬就在他们心里珍藏着，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和美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一个“机遇之乡”的美国梦想更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中间流传着，甚至吸引着其他国家的人们。然而，“美国梦”这个词组却直到1931年5月，才由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其所著《美国的史诗》中第一次提出，并在随后变得家喻户晓。
虽然1931年正处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大萧条的关键时刻，但亚当斯在这部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中，还是怀着充沛的乐观进取精神写道：他这本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他还说，这种认为明天将会比今天更好的“梦想或希望，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一、“美国梦”的主要内容
当年的“美国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自由、繁荣、稳定和个人发展进步的机遇方面的，所谓美国是一个机遇之乡：在这里，只要勤奋工作，加上一点点才华，就会顺着阶梯一级一级往上走。
在个人的发展机遇方面，和那些在种族、宗教等方面有严格的等级和界限的地方相比，美国无疑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但却又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样，真是实现了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因为资产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在消灭等级之间的旧的差别和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的时候，却只是用金钱的特权去取代封建主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在这个方面，美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例外。据有关方面的概率估计，在美国，中产阶层出身的人，顺着阶梯上升和下滑的，各占一半；低收入家庭出身的人，由贫到富的，极为罕见；出身贫寒者，可能一直如此。又有估计说，处于顶层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在成年以后属于中产阶层的占75%；处于收入水平底层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成年后取得中产阶层地位的仅占35% 。
新自由主义者往往把“美国梦”归结为纯粹个人的事情，这与事实不符，因为在实际上，恰恰是政府让个人的“美国梦”梦想具有了实现的可能。2012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乔恩·米查的《美国梦的历史》一文指出：在“关于美国粗犷的个人主义故事的平民版本中缺少了一个角色：政府。正是政府使得个人的崛起成为可能。美国人从来都不愿意承认，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一直是使私营部门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关于在美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憧憬。罗斯福在1945年最后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曾经引用其母校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一段话说：“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跃上高峰，而接下来一切会发生逆转，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要记住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文明的趋势是永远向前的，如果在数百年的高峰和低谷中间画一条线，那么，它总是保持向上的走势。”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国力和繁荣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美国人过上了亚当斯在1931年大萧条时憧憬的那种“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
人们常常把“美国梦”说成是美国“中产阶级”（即中产阶层）的梦想，这种梦想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房；第二，有汽车；第三，接受过大学教育；第四，有退休保障；第五，有医疗保险；第六，有休闲时间。美国副总统拜登领导的“白宫中产阶级特别小组”也解释说：“中产阶级是由他们的追求、而不是由他们的收入来界定的。中产阶级拥有住房、一台车、子女上大学、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尔的家庭度假。”
大体说来，特别在“二战”以后，美国人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美国梦”一路走过来的。但是，到2007-2008年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恶性发作而引爆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时，却使美国人的这种梦再也做不下去了。连美国政府的高层领导都说，现在的美国人不论有多努力，也不会达到父辈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二、次贷危机首先惊醒了“美国梦”
首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惊醒了这种“美国梦”。
在2004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在一次为竞选连任而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所谓的“所有权社会”论，即要每个美国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而政府不干涉人们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说“每次一个美国家庭搬进他们自己的房子，美国就变得更强大一些”。他所说的这种家庭是指传统的核心家庭：一对异性夫妇，有至少两个孩子，生活在一套带院子的独立住宅里，有一两辆车，还有一个有平板电视的多媒体房间。为了实现这一前景，布什推出了鼓励人们拥有房产的新政策。例如：“零首付计划”，随后又出台了更多的五花八门的抵押贷款形式，其中包括24个月不用付月供的贷款，后来还有只要借款人的口头承诺而无需书面文件的贷款。再以后围绕这些抵押贷款出现的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又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分离，到处滋生出扑不灭的泡沫经济。一旦金融泡沫破裂，这种“次级贷款”引发的危机就不可避免。
那么，出现次贷危机时的情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次贷危机发作的2008年，据一家房地产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全美至少有750万户房主背负“负资产”，即由于他们房屋的当前市场价低于其住房贷款总额，因而即使卖掉房屋，房主还必须垫付更多的钱才能还清贷款，这一类背负“负资产”的人占到美国拥有房屋者总数的18%，另有210万购房者处于背负“负资产”边缘，其房屋市价仅比贷款高出不到5%。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估计，全美可能有多达1200万户房主背负“负资产”。
这里，且以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为例，来展示次贷危机是怎样使这个“次贷之都”沦为有1/8的家庭弃屋而逃，从而由“最佳居住城市”变成“最悲惨城市”的。
克利夫兰是美国俄亥俄州最大的城市，在1851年通铁路以后，成为五大湖区和大西洋沿岸间的货物转运中心。克利夫兰以钢铁工业为首要产业，又在此基础上建立庞大的制造业，使它在美国工业史上辉煌了100多年，到上世纪中叶，其经济实力跻身于美国城市的前五位；在制造业转移后，它又着力发展金融和房地产业。克利夫兰有1/3的面积被公园绿地覆盖，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并与匹兹堡一起被列为美国“最佳居住城市”。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放松风险控制、慷慨借贷时，克利夫兰又成了“次贷之都”。
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金融机构和购房市民都认定克利夫兰的房地产价值、价格将与时俱增，但危机一来，房价却一落千丈，而房产税赋、贷款利息却并未减少，在危机深重之时，连四五百美元一栋的房屋也无人问津。于是，一些无力偿还房贷和房产税的房奴，便选择了“断供”，举家弃屋、逃之夭夭。据2010年2月16日《克利夫兰老实人报》的社论披露，该市的空房已逾1万多套，这意味着全市已有1/8的家庭弃屋而去。如在街道两旁绿树成荫、造型别致的木屋成排而立的典型居住小区斯拉夫村，12万套住房就有10%被空置起来，3万多人弃屋出走。这些弃屋出走的居民，状况好一点的在亲友家借宿，大部分或栖身于桥洞巷角，或在郊外支个帐篷度日。于是，在克利夫兰街头，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四处游荡；在教堂或慈善机构的门口，贫穷的人们排队等候领取免费食物；寻找就业机会和求助的市民则挤满了政府的援助办公室。而另一方面，因房主弃屋逃亡所空置的房屋，又成为消耗市政资源的巨大包袱。如该市有一座两层楼的住宅，因其市值还不到应交税赋的1/3被弃置，又因长期空着无人看管以致发生管道煤气泄漏爆炸，伤及邻居。
然而，次贷危机还只是惊醒了“美国梦”，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在更大范围内、更深程度上严重地冲击了“美国梦”。
三、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中产阶层在痛苦中挣扎，许多人的“美国梦”成为噩梦
“美国梦”植根于无限的增长、扩张和可能性，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使美国经济先是陷入衰退，后又处于低迷状态，这就不能不从根本上抽掉了“美国梦”的物质基础。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95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在3.3%以上，如1950-1959年间和1970-1979年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都是3.7 % , 1980-1989年间为3.5% , 1990-1999年间为3.3 % ,1960-1969年间达到5%。但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开始下降到2%左右，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2008年为0，2009年为-2.6%，现在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又一直处在2%左右的低迷状态。
与低迷的经济增长率相伴随的，是高失业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一开始就攀升到7.2%，随后又逐月攀升到8.1%、9.5%……直到2009年9月攀升到10.1%，以后又徘徊于8% - 9%之间，2011年的失业人员超过了1500万人，经过奥巴马政府又是“再工业化”又是“制造业回归”等增加就业岗位的超常努力后，2012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才回落到7.8%。
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的情况下，2010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比1999-2001年减少7.1%；贫困人口直线上升，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不低于22025美元为准，在2008年时美国的贫困人口为3980万人；2009年就攀升到436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4.3% ；2010年更攀升到462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5.1%。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在2011年，美国有1800万个家庭吃不饱饭；领食品券的人，在2009年1月为3200万人，到了2011年6月就跃升为4670万人。特别是生活在贫困中的18岁以下的儿童，在2007年是1330万人，2008年上升到1410万人，现在更上升到儿童总数的1/5。另一个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是老年人，早在2008年10月，美国预算局就估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的退休金账户缩水2万多亿美元，使养老金缺口达1000亿美元，从而迫使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不得不再出去工作，以维持生活。
然而，从整个群体来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重的，当数美国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曾经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使美国人相信美国是遍布平等与机遇的沃土，他们也是“美国梦”的主体。关于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有一段典型的描绘：“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的带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车、水、电、煤气、电话、有线电视、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但是，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机遇也越来越少，美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和财富发生了双缩水。据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8月22日公布的研究报告称，在2011年，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成年人总数的51%，而在1971年则为61%。其年均收入10年间下降了5%，从7.2956万美元降至6.9487万美元；而其资产则减少了28%，从12.5982万美元减至9.315万美元。在40年前，中产阶层占有全国财富的62% ，今天则仅占有其45%。在报告所调查的1287名成年人中，85%的人认为现在比10年前更难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总之，是美国萧条的现状吞噬了经济扩张的空间，馅饼没有变大、反而在萎缩，生存竞争又愈益剧烈，这就使许多中产阶层感觉到好像被困在一个房间里，四面墙在压过来，没有门窗，没有出口，“美国梦”渐渐变成了美国噩梦。
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的整个中产阶层在痛苦中挣扎的话，那么黑人中产阶层所面临的打击尤为严重。早在2000-2007年间，美国的黑人就业减少了2.4%，收入下降了2.9%。而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初期，又有33%的美国黑人中产阶层面临丧失这一社会地位的危险，因为数以百万计的普通黑人将走向失业之路，他们当中包括工厂工人、银行职员和白领。在2009年白人的失业率为8.7%时，黑人的失业率是14.7%，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估计，在2010年时有40%的非洲裔美国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同时导致美国贫困黑人儿童的比例从1/3增长到50%以上。
四、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梦”虚幻成神话
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梦”的冲击，还表现在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梦”变得虚幻起来，成为神话。从21世纪开始，美国的两极分化就在加速，在2002-2007年间，65%的国民收入落入到最上层纳税人的腰包里，平民的年均收入则减少了10%以上。而在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今天，贫富差距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现在，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其占有的财富超过了占美国人口50%的1.5亿人所占有财富的总和，而在20世纪70年一代，它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还只是9%，到2007年时也还只占23.5%；与此相比，今天美国人的中位数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甚至低于40年前的水平。据美国企业研究机构2011年度报告，平均来看，大企业CEO的年收入为1020万美元，要比普通职工高出325倍。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更获得5400万美元的薪酬，其另5名高管则获得了总计2.42亿美元的薪酬。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从抗议这种1%对99%的极端不平等的贫富差距中萌发的。
在20世纪初，美国也曾存在过这种“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当时，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摩根等工业巨头控制着整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用“镀金时代”来称呼这个时代，意思是说：那时只有表面上的金光灿灿，下面却掩盖着大规模失业、贫困和被撕裂的社会。而今天，美国又进入了一个由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巨头等超级富豪掌控的新的“镀金时代”，人们担忧这将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在2012年6月26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发表《美国不再是机遇之地》一文，强调指出：“我们曾经被认为是机遇之地。而今天，与欧洲或其他任何有数据可查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儿童的人生机遇更多地取决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国曾经不辞辛苦地创造美国的机遇之梦。然而，今天，这个梦成为了一个神话。”其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使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国际金融危机则使得这个在廉价信贷、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过度消费的年代里被掩盖起来的问题暴露无遗。
美国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等论著中描述过这个过程：孕育着“美国梦”的美国中产阶层社会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二战”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比如战时工资管制带来的收入“大压缩”，以及其后长期奉行支持平等、加强工会和累进税制的社会规范，促使美国社会实现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时代”的不平等向战后相对平等的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推动底层阶级收入超过上层阶级收入的“底特律条约”，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
事情十分明显，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的症结在于政府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在前面所引那篇文章中指出：“市场由游戏规则左右。我们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金融管理条例使掠夺性的借贷和肆意妄为的信用卡业务畅通无阻，这些做法使金钱从底层流向顶层。全球化的规则——全球化使资本自由流动，但劳动者却不能自由流动——强化了一种早已存在严重倾斜的讨价还价条件：企业会扬言撤离某国，除非劳动者作出重大让步”；“法律规定对投机者采取的税率可以是对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改变社会的创新者所征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体现了我们的某种价值观，但是它们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唆使年轻人进入非生产性的领域。”斯蒂格利茨指出：“我们是可以再次成为机遇之乡的。但这样的事情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在政界一心想着削减公共教育和其他提升低层和中层人群际遇的计划，同时要为顶层收入人群减税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还将导致一个更加分裂、增长放慢、政治和经济动荡的社会。
（原载《文献与研究》2012年第52期）
虽然1931年正处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大萧条的关键时刻，但亚当斯在这部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中，还是怀着充沛的乐观进取精神写道：他这本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他还说，这种认为明天将会比今天更好的“梦想或希望，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一、“美国梦”的主要内容
当年的“美国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自由、繁荣、稳定和个人发展进步的机遇方面的，所谓美国是一个机遇之乡：在这里，只要勤奋工作，加上一点点才华，就会顺着阶梯一级一级往上走。
在个人的发展机遇方面，和那些在种族、宗教等方面有严格的等级和界限的地方相比，美国无疑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但却又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样，真是实现了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因为资产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在消灭等级之间的旧的差别和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的时候，却只是用金钱的特权去取代封建主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在这个方面，美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例外。据有关方面的概率估计，在美国，中产阶层出身的人，顺着阶梯上升和下滑的，各占一半；低收入家庭出身的人，由贫到富的，极为罕见；出身贫寒者，可能一直如此。又有估计说，处于顶层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在成年以后属于中产阶层的占75%；处于收入水平底层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成年后取得中产阶层地位的仅占35% 。
新自由主义者往往把“美国梦”归结为纯粹个人的事情，这与事实不符，因为在实际上，恰恰是政府让个人的“美国梦”梦想具有了实现的可能。2012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乔恩·米查的《美国梦的历史》一文指出：在“关于美国粗犷的个人主义故事的平民版本中缺少了一个角色：政府。正是政府使得个人的崛起成为可能。美国人从来都不愿意承认，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一直是使私营部门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关于在美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憧憬。罗斯福在1945年最后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曾经引用其母校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一段话说：“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跃上高峰，而接下来一切会发生逆转，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要记住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文明的趋势是永远向前的，如果在数百年的高峰和低谷中间画一条线，那么，它总是保持向上的走势。”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国力和繁荣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美国人过上了亚当斯在1931年大萧条时憧憬的那种“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
人们常常把“美国梦”说成是美国“中产阶级”（即中产阶层）的梦想，这种梦想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房；第二，有汽车；第三，接受过大学教育；第四，有退休保障；第五，有医疗保险；第六，有休闲时间。美国副总统拜登领导的“白宫中产阶级特别小组”也解释说：“中产阶级是由他们的追求、而不是由他们的收入来界定的。中产阶级拥有住房、一台车、子女上大学、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尔的家庭度假。”
大体说来，特别在“二战”以后，美国人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美国梦”一路走过来的。但是，到2007-2008年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恶性发作而引爆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时，却使美国人的这种梦再也做不下去了。连美国政府的高层领导都说，现在的美国人不论有多努力，也不会达到父辈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二、次贷危机首先惊醒了“美国梦”
首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惊醒了这种“美国梦”。
在2004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在一次为竞选连任而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所谓的“所有权社会”论，即要每个美国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而政府不干涉人们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说“每次一个美国家庭搬进他们自己的房子，美国就变得更强大一些”。他所说的这种家庭是指传统的核心家庭：一对异性夫妇，有至少两个孩子，生活在一套带院子的独立住宅里，有一两辆车，还有一个有平板电视的多媒体房间。为了实现这一前景，布什推出了鼓励人们拥有房产的新政策。例如：“零首付计划”，随后又出台了更多的五花八门的抵押贷款形式，其中包括24个月不用付月供的贷款，后来还有只要借款人的口头承诺而无需书面文件的贷款。再以后围绕这些抵押贷款出现的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又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分离，到处滋生出扑不灭的泡沫经济。一旦金融泡沫破裂，这种“次级贷款”引发的危机就不可避免。
那么，出现次贷危机时的情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次贷危机发作的2008年，据一家房地产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全美至少有750万户房主背负“负资产”，即由于他们房屋的当前市场价低于其住房贷款总额，因而即使卖掉房屋，房主还必须垫付更多的钱才能还清贷款，这一类背负“负资产”的人占到美国拥有房屋者总数的18%，另有210万购房者处于背负“负资产”边缘，其房屋市价仅比贷款高出不到5%。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估计，全美可能有多达1200万户房主背负“负资产”。
这里，且以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为例，来展示次贷危机是怎样使这个“次贷之都”沦为有1/8的家庭弃屋而逃，从而由“最佳居住城市”变成“最悲惨城市”的。
克利夫兰是美国俄亥俄州最大的城市，在1851年通铁路以后，成为五大湖区和大西洋沿岸间的货物转运中心。克利夫兰以钢铁工业为首要产业，又在此基础上建立庞大的制造业，使它在美国工业史上辉煌了100多年，到上世纪中叶，其经济实力跻身于美国城市的前五位；在制造业转移后，它又着力发展金融和房地产业。克利夫兰有1/3的面积被公园绿地覆盖，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并与匹兹堡一起被列为美国“最佳居住城市”。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放松风险控制、慷慨借贷时，克利夫兰又成了“次贷之都”。
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金融机构和购房市民都认定克利夫兰的房地产价值、价格将与时俱增，但危机一来，房价却一落千丈，而房产税赋、贷款利息却并未减少，在危机深重之时，连四五百美元一栋的房屋也无人问津。于是，一些无力偿还房贷和房产税的房奴，便选择了“断供”，举家弃屋、逃之夭夭。据2010年2月16日《克利夫兰老实人报》的社论披露，该市的空房已逾1万多套，这意味着全市已有1/8的家庭弃屋而去。如在街道两旁绿树成荫、造型别致的木屋成排而立的典型居住小区斯拉夫村，12万套住房就有10%被空置起来，3万多人弃屋出走。这些弃屋出走的居民，状况好一点的在亲友家借宿，大部分或栖身于桥洞巷角，或在郊外支个帐篷度日。于是，在克利夫兰街头，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四处游荡；在教堂或慈善机构的门口，贫穷的人们排队等候领取免费食物；寻找就业机会和求助的市民则挤满了政府的援助办公室。而另一方面，因房主弃屋逃亡所空置的房屋，又成为消耗市政资源的巨大包袱。如该市有一座两层楼的住宅，因其市值还不到应交税赋的1/3被弃置，又因长期空着无人看管以致发生管道煤气泄漏爆炸，伤及邻居。
然而，次贷危机还只是惊醒了“美国梦”，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在更大范围内、更深程度上严重地冲击了“美国梦”。
三、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中产阶层在痛苦中挣扎，许多人的“美国梦”成为噩梦
“美国梦”植根于无限的增长、扩张和可能性，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使美国经济先是陷入衰退，后又处于低迷状态，这就不能不从根本上抽掉了“美国梦”的物质基础。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95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在3.3%以上，如1950-1959年间和1970-1979年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都是3.7 % , 1980-1989年间为3.5% , 1990-1999年间为3.3 % ,1960-1969年间达到5%。但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开始下降到2%左右，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2008年为0，2009年为-2.6%，现在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又一直处在2%左右的低迷状态。
与低迷的经济增长率相伴随的，是高失业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一开始就攀升到7.2%，随后又逐月攀升到8.1%、9.5%……直到2009年9月攀升到10.1%，以后又徘徊于8% - 9%之间，2011年的失业人员超过了1500万人，经过奥巴马政府又是“再工业化”又是“制造业回归”等增加就业岗位的超常努力后，2012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才回落到7.8%。
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的情况下，2010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比1999-2001年减少7.1%；贫困人口直线上升，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不低于22025美元为准，在2008年时美国的贫困人口为3980万人；2009年就攀升到436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4.3% ；2010年更攀升到462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5.1%。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在2011年，美国有1800万个家庭吃不饱饭；领食品券的人，在2009年1月为3200万人，到了2011年6月就跃升为4670万人。特别是生活在贫困中的18岁以下的儿童，在2007年是1330万人，2008年上升到1410万人，现在更上升到儿童总数的1/5。另一个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是老年人，早在2008年10月，美国预算局就估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的退休金账户缩水2万多亿美元，使养老金缺口达1000亿美元，从而迫使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不得不再出去工作，以维持生活。
然而，从整个群体来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重的，当数美国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曾经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使美国人相信美国是遍布平等与机遇的沃土，他们也是“美国梦”的主体。关于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有一段典型的描绘：“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的带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车、水、电、煤气、电话、有线电视、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但是，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机遇也越来越少，美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和财富发生了双缩水。据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8月22日公布的研究报告称，在2011年，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成年人总数的51%，而在1971年则为61%。其年均收入10年间下降了5%，从7.2956万美元降至6.9487万美元；而其资产则减少了28%，从12.5982万美元减至9.315万美元。在40年前，中产阶层占有全国财富的62% ，今天则仅占有其45%。在报告所调查的1287名成年人中，85%的人认为现在比10年前更难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总之，是美国萧条的现状吞噬了经济扩张的空间，馅饼没有变大、反而在萎缩，生存竞争又愈益剧烈，这就使许多中产阶层感觉到好像被困在一个房间里，四面墙在压过来，没有门窗，没有出口，“美国梦”渐渐变成了美国噩梦。
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的整个中产阶层在痛苦中挣扎的话，那么黑人中产阶层所面临的打击尤为严重。早在2000-2007年间，美国的黑人就业减少了2.4%，收入下降了2.9%。而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初期，又有33%的美国黑人中产阶层面临丧失这一社会地位的危险，因为数以百万计的普通黑人将走向失业之路，他们当中包括工厂工人、银行职员和白领。在2009年白人的失业率为8.7%时，黑人的失业率是14.7%，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估计，在2010年时有40%的非洲裔美国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同时导致美国贫困黑人儿童的比例从1/3增长到50%以上。
四、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梦”虚幻成神话
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梦”的冲击，还表现在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梦”变得虚幻起来，成为神话。从21世纪开始，美国的两极分化就在加速，在2002-2007年间，65%的国民收入落入到最上层纳税人的腰包里，平民的年均收入则减少了10%以上。而在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今天，贫富差距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现在，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其占有的财富超过了占美国人口50%的1.5亿人所占有财富的总和，而在20世纪70年一代，它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还只是9%，到2007年时也还只占23.5%；与此相比，今天美国人的中位数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甚至低于40年前的水平。据美国企业研究机构2011年度报告，平均来看，大企业CEO的年收入为1020万美元，要比普通职工高出325倍。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更获得5400万美元的薪酬，其另5名高管则获得了总计2.42亿美元的薪酬。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从抗议这种1%对99%的极端不平等的贫富差距中萌发的。
在20世纪初，美国也曾存在过这种“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当时，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摩根等工业巨头控制着整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用“镀金时代”来称呼这个时代，意思是说：那时只有表面上的金光灿灿，下面却掩盖着大规模失业、贫困和被撕裂的社会。而今天，美国又进入了一个由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巨头等超级富豪掌控的新的“镀金时代”，人们担忧这将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在2012年6月26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发表《美国不再是机遇之地》一文，强调指出：“我们曾经被认为是机遇之地。而今天，与欧洲或其他任何有数据可查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儿童的人生机遇更多地取决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国曾经不辞辛苦地创造美国的机遇之梦。然而，今天，这个梦成为了一个神话。”其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使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国际金融危机则使得这个在廉价信贷、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过度消费的年代里被掩盖起来的问题暴露无遗。
美国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等论著中描述过这个过程：孕育着“美国梦”的美国中产阶层社会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二战”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比如战时工资管制带来的收入“大压缩”，以及其后长期奉行支持平等、加强工会和累进税制的社会规范，促使美国社会实现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时代”的不平等向战后相对平等的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推动底层阶级收入超过上层阶级收入的“底特律条约”，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
事情十分明显，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的症结在于政府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在前面所引那篇文章中指出：“市场由游戏规则左右。我们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金融管理条例使掠夺性的借贷和肆意妄为的信用卡业务畅通无阻，这些做法使金钱从底层流向顶层。全球化的规则——全球化使资本自由流动，但劳动者却不能自由流动——强化了一种早已存在严重倾斜的讨价还价条件：企业会扬言撤离某国，除非劳动者作出重大让步”；“法律规定对投机者采取的税率可以是对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改变社会的创新者所征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体现了我们的某种价值观，但是它们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唆使年轻人进入非生产性的领域。”斯蒂格利茨指出：“我们是可以再次成为机遇之乡的。但这样的事情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在政界一心想着削减公共教育和其他提升低层和中层人群际遇的计划，同时要为顶层收入人群减税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还将导致一个更加分裂、增长放慢、政治和经济动荡的社会。
（原载《文献与研究》2012年第5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