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这一部分，是历次代表大会当中都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把党的建设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十八大有许多的亮点和创新点，我认为创新点和亮点在党建部分格外突出。

  这些年，党的建设几乎成了一门显学。过去是人们避之犹恐不及，别说搞经济学的嗤之以鼻，搞文化学的觉得这没文化，搞政治的也都躲着，觉得党建算什么学问。但是这些年不一样，这些年不但搞政治学的要研究党建，而且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都在关注党建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什么叫深水区？深水区不是说问题总量一下增加了多少，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而且盘根错节地连在一起，而且最后都连在一个点上，这就是党的问题。

  党的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改革就顺利，就可持续；党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改革就不顺利，就不可持续。在座的人会觉得我说得太悬了，哪有这么危险？不是我说得悬，而是你看看这些年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就已经足够了。一个国家看上去很强盛，转眼之间没了；一个政权看上去非常稳固，转眼之间倒了。有人说那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所以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只要把经济搞好了，我们党就立于不败之地。真那么回事吗？有的党确确实实是因为经济没搞好，所以垮掉了，但是也有的政党经济搞得挺好，照样垮台。

  日本自民党连续执政了38年，把日本搞成了一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指那些发达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列入西方国家范畴的国家，经济还搞得不好？日本自民党90年代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后来疑问来了，过去是一个党就能占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其他几个党捆在一起也比不过。但是到现在还是得老老实实跟人竞争，而且动不动就下台，为什么？不是经济没有搞好，而是党自身没有搞好。

  也不是经济搞好了就肯定在台上。利比亚的卡扎菲就因为经济搞得还不错，指手划脚，还想搞世界革命，但是一夜之间就稀里哗啦垮台了。利比亚人均国民产值12000美元，还不行啊？够可以了，已经达到比较发达国家水平了，但是就被人几个月之间赶下台了。而且还不是被正规军赶下台，利比亚反政府武装随便拿几个武器，利比亚政府几个月就跨掉了。当然美国在中间插手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纵然美国推了一把，如果利比亚是铜墙铁壁，推两把也没用；你是个柴火架子，轻轻一碰就得垮台。怎么回事？还是党的事。

  党的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党自身成了一个独立的问题，人们关注党的建设理所当然。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不断地向前探索，不断有新的成果，其中很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这样一个概念。

  这次在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党的建设部分既没有讲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样一个说法，也没有用一般化的语言说“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而是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概括？是有深刻含义的，我主要讲四个大问题。

一、牢牢把握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主题词

  十八大报告中党建部分讲得非常全面，尤其是关于党的建设总的指标表述得非常细致：一条主线，两个坚持，五项建设，四个自我，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三个型。但是，这些内容相互之间是交错的，如果一个一个单独分开去讲就麻烦了。怎么去把握这些内容中最根本的东西？

  比如说一条主线：执政能力建设、纯洁性建设、先进性建设，有人会想，这三个东西变成一条主线，是一节一节的、还是三股拧在一块？四个自我，其中有一个自我纯洁，自我完善。这两个怎么分得开？两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后面还有个创新型政党，这相互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要从整体上把握。

    怎么总体把握？党的建设部分要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来统筹，道理恐怕就在这里。不管是主线也好，坚持也好，还是几个净化也好，有一条必须坚持始终如一，那就是党的建设科学化。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我们党的建设部分的主题词，而且这个主题词和科学发展观连接起来了。十八大报告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科学发展观写到党章里头。科学发展观可不是光说经济发展也不是光说生态发展，很重要的是全面发展，这个全面发展里，党的建设本身的科学化是它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科学”是统筹整个报告始终的。

    要抓住党的建设这一部分，不是去抓那些具体落实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抓住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主题词。

  二、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含义

  怎么理解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含义？科学是一个谁都懂的词，既然用了一个谁都懂的词来统领党的建设这一部分，那人们自然要用自己的常识去判断你到底科学不科学，因为科学在我们头脑当中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

  第一，党的建设科学化最重要的是突出“规律”。

什么叫科学？物理是科学，化学是科学。化学为什么叫做科学？化学是研究物质构成及其规律的科学，“规律”就突出出来了。物理是什么？物理是研究物质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科学，“规律”也突出出来了。

  党的建设科学化最重要的是突出什么？规律。所以，按照规律建设党，这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应有之意。

  老实说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够的，我们过去更多地是凭经验来建设。我们一说党的建设，党的建设谁不懂？党的建设不就是党怎么建设？一说到党怎么建设，我们的经验多的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我们这90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后来邓小平说制度建设重要，于是我们就说四大建设还要加上制度建设。十七大又补上了一个反腐倡廉建设，于是有人说我们形成了五大建设的格局。其实不止五大建设。为什么？反腐倡廉建设是作风建设里面的一部分，组织建设里可以摆基层组织建设，可以摆中央组织建设，可以摆干部队伍建设，可以摆党员队伍建设；思想建设里可以摆思想教育建设，还有思想理论建设，那就摆得多了。但是不管摆得多少，这里有一条，讲的都是党怎么建设，所以它是一项工作。

  我们经常把党的建设只当做一项工作来研究。为了体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总是给它加以理论的说明，比如为什么要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我们通常说那就是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不是说随随便便自己就能长出来的东西，那得从外面形成理论然后灌输到党内，对党员进行教育，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要加强作风建设？哪个党没有作风问题，哪个党作风不好还能长期执政？我们党不一样，我们党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一个个都是先进分子，形象不好能行吗？所以形象非常重要，作风关系到党的形象，所以就得加强作风建设。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目标、党的性质再加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几大建设这就是我们对党的建设的全部理解。对不对？没错。当你把它作为一项工作来研究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因为你说的是怎么做。所以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里面都有这一块，工作部署都是沿着这几条去做的。

 

但是，说了怎么做就等于掌握了最基本的东西吗？不是。政党活动是有规律的，得按规律办事才行。遵循了规律按照这几条去做，那能做到；不遵循规律，想做都做不到。做不到的东西那就今年提了明年提，明年提了后年提，10年还是那些话，但是就是做不到。为什么？不掌握规律。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要把我们党的建设提升到规律的层面来认识。
第二，政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政党活动有很多规律。比如政党到底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党的产生和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经验。但是如果不遵循规律，因为你的特殊性而不去遵循规律你就要吃亏，就要受挫折。

  民主政治讲了大半就是民众、公共权力，民众和公共权力的关系就是政治。怎么理解这个政治？就是民众是公共权力的主人。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就是民主。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就形成了公共权力。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动物，要组成社会，所以就把自己的权利交出一部分，交由公共机关来管理。这个公共机关掌握的就是公共权力。两者之间有一种互动，一方面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民众，另外一方面公共权力又管理民众，施之于民而又授之于民，这两者就互动起来了，政党正是这种互动的产物。
因为两者之间要互动，就得想办法让它动起来，当然一开始人民想象的互动没有政党的位置，想得比较简单，认为民主就是大家作主就行。比如我们在座的200位同志，如果在一块一起学习一个星期的话那就是一个小社会了，小社会就需要管理，管理就需要权力。我们是天天坐在这学，还是再参观别的地方，还是说要讨论讨论，200人有190人说应该讨论，那怎么办？讨论呗。这种直接决定的方式，直接作主的方式就叫做直接民主。

  但是，直接民主具有非常难的操作性。一个社会当然不止200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一个村子几千人，一个乡镇几万人，一个县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一个国家上亿人，我们国家13亿人，有个重大的事情把大家召到一块商量商量，找个这么大的地方都没有。最后满地球仪拨拉着找说能不能有个地方盛下13亿人，最后还真找到了一块地，那就是撒哈拉大沙漠，若把人都集中到那去，别说冻死、饿死，非发生无数次踩踏事故不可。

  由于直接民主很难，于是人民逐渐地探索怎么把那么多人的意见集中起来，慢慢发现了一种可操作的民主，不是直接民主，而是间接民主。可以让人民有权，但是并不等于非要直接用权，可以把他的权利委托给代表，由他的代表来行使权力。这么一来就解决了。如果有一万人，弄到一块跟菜市场差不多，讨论问题只会乱哄哄的。如果一百个人一组选出一个代表，一万人选出一百个代表，一百个代表找个教室就能决定问题了。一百万人怎么办？一百个人一组选出一个代表，那一百万人就选出一万个代表，一万个人没办法坐在一块，再从这一万个人中按一百个人一组选出一个代表，这就又解决了。13亿人怎么办？13亿人照样搞定，可以先选出乡镇代表，再选出县代表，再选出地市代表，然后再选出省代表，最后选出中央代表，这样也解决了。

  间接民主使民主变得可操作，由于不是直接使用权利，所以叫间接民主。由于是通过代表来行使民主，所以叫代表制民主，后来为了翻译得准确一点，我们翻译成代议制民主。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一看到这个“议”字就浑身不舒服，这个“议”不就是议会的“议”吗？代议制民主不就是议会民主，议会民主不就是西方民主吗？西方民主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吗？资产阶级民主那可不能要。这是望文生义，不是那么回事。代议制民主就是代表制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种代议制民主，就是间接民主。

  间接民主使民主变得可操作，也使民主变得复杂。把大家组织一下，怎么组织？谁来组织？民主原有的两个要素是没法组织的，其中一个是民众。民众能组织吗？民众是个概念，是个集合名词，实质就是一个个人组成的群体，说穿了就是一盘散沙，一麻袋土豆，拢在一起装在麻袋里面还挺像个样子，解开麻袋口往地下一倒叽里咕噜到处滚一地，谁也不挨谁。一个人一个主意，肯定不行，那怎么办？让公共权力来决定，因为它有决定权、有强制力。

  让公共权力来操纵一切，恐怕也有问题，比如掌权者老了，下一轮公共权力谁来掌握？如果让掌权者自己掌握那不就麻烦了吗？掌权者一琢磨这个权力掌在手里那还是挺舒服的，一方面给大家干点事，另外捎带着给自己也谋点小私利，当然还想当。让民众自己去操作，民众没法操作；一让公共权力来操作，就容易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这就好像掉在一种困境当中，人类也正是在不断摆脱困境当中才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政党应运而生，政党就出来了，政党刚好填补的就是这个空白。

 

一方面，政党就是民众，因为它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可以组织这个党，也可以组织另外一个党。加入哪个党是你的自由，哪个党都不加入也照样是公民。但是政党克服了民众的基本缺点，使得民众组织化。民众最大的缺陷是什么？没组织。另外一方面，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不能说只要成立一个政党，那公共权力自然是你的。我们在座的200位就算是一个国家的全部代表，有3个人弄一块说我成立一个民主党我就应该当总统？那我弄4个人成立一个共和党呢？政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

  政党左联右挂，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什么叫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了互动，在实践中这种互动是通过政党来体现的，政党政治才是民主政治的最普遍的形式。

  世界上只要是民主政治，肯定是政党政治。当我们研究政党政治的时候，实际上研究的也正是民主政治，没有不带政党的民主政治。所以政党有它的必然性。尽管政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有的非常之高，有的非常之低；有的人们欢迎，有的人们不认可，但是不管你认不认可都得发展。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搞民主政治的国家全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成为一种最普遍的事实。因为政党填补了空白，民主政治需要民众和公共权力来互动，这个互动只能靠政党，所以政党的产生就成了一种必然。

  把政党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我们就会发现好多规律性的东西过去思考得不够，或者没有思考过。比如说既然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怎么更多地吸引民意？怎么把老百姓的利益诉求都体现出来？因为只有获得民众足够的支持才有资格掌权。怎么获得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能说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强调联系群众，资产阶级政党从来不讲，好像他们离群众越远越好。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资产阶级政党上台之后就认为群众都不是玩意儿，又臭又脏。每个政党都得去联系。既然得去联系，联系里面就有好多规律性的东西。民众的意愿怎么输送到公共权力当中去？怎么把民意变成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到底多大范围能够体现民意的要求？吸收的民意越完全越好。这时候就得搭建一个平台，让人们有一个诉求的平台。如果一个政党就这一个渠道让大家来疏通够不够？多元化的渠道应该是什么样子？等到多元化的渠道产生之后，这个政党和其他渠道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了规律性的东西。

  再比如，政党总要控制权力，怎么才能长久地控制权力呢？如果政党运用这个权力，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情，老百姓认可你，你就能长期执政。哪个政党不是如此？一个政党未见得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得做，既然做就有共同遵循的东西。一个人手中掌握了权力，可以拿这个权力为老百姓服务，但是与此同时，权力这个东西是一个集合，是个人的权利累计起来的东西，所以它能大大放大人的能量，可以用这个能量为老百姓服务，能做很多的事情。但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权力为自己做事，这不叫以权谋私吗？一旦以权谋私，老百姓一看你拿这个权力为自己服务了，就不认同你了，不认同你就得下台。怎么办？每个政党都在琢磨怎么防止权力的腐蚀，难道马克思主义政党老怕腐蚀，资产阶级政党就不怕腐蚀？这对它看得太高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怕腐蚀，而资产阶级政党都怕腐蚀，不就想得太纯洁了。

  过去我们对这一点看得不够，因为我们处在那样一种特殊的状态下。今天不一样，在这么开放的世界里执政，人家也在执政，我们也在执政，就应该好好去研究执政到底有什么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些规律，才能使白己的建设更加科学化。从这个角度看，什么叫科学？就是要按规律办事，要把活动规律作为特别重要的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来统筹党的建设。

  从这个角度来讲，用党的建设科学化这样一个概念来统筹党的建设部分，不仅仅是一种说法，更重要是一种理念；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我们整个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不仅仅是一个基本要求，并且要落实到方方面面，同时也是我们的工作指针。我们经历过千辛万苦，遭受过千曲万折，今大终于发现党的建设还是要按规律办事。这是我们把握党的建设科学化概念的基本点。

 

三、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意义

  第一，党的建设科学化要求通过比较来认识我们党的特殊性。

  在理解意义这一点上，我们往往会有误区。过去我们为什么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因为我们党比别的党更有远见，我们重视这一点，别人不重视这一点。我们总是简单和别人比较，然后来显示自己的自豪，显示自己的远见。这种简单化理解无助于我们科学对待问题，实事求是对待问题。我们之所以强调科学化，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别人没看见，而是因为我们党有我们自己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特别需要我们强调党的建设的科学化。

  政党从产生到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政党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舶来品。有的人不同意，认为“党”这个词我们古代。古代是有，但古代的“党”只是一个户籍单位，就好像我们的保甲制度，多少甲算一保，多少人算一甲的意思。后来汉语里的“党”也有团伙的意思，但是这能跟政党并列使用吗？我们繁体字的党是贬义的，上面一个高尚的“尚”，下面是个“黑”字，主张黑的那个东西就叫党，当时用的都是贬义词。说这个人老爱搞点阴谋诡计，老爱搞点小动作，老是拉帮结伙的，那叫“结党营私”，是一个贬义词。

    政党是西方的产物，既然从那里产生，当然从那里开始说起，这跟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研究人类学，从哪研究起？当然从人类的起源开始研究起。人类从哪儿开始起源？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美洲是人类的发祥地，亚洲也是人类的发祥地，在研究的时候要尊重事实。现在的依据基本上都指向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研究人类就得从非洲开始。

    政党是舶来品，是西方开始产生的，所以我们就得从那里开始研究。不但从那里研究起，而且只有把它研究清楚了，把脉络给理清楚了，再把自己放进去，才能看出白己的特殊性之所在，看出的特殊性才是科学的特殊性，而不是讲我们多么伟大。

  第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领导计划经济到领导市场经济转变中的失误、教训和经验。

  应该去比较，只有比较清楚了才能看到特殊性之所在。政党是在民主政治中产生的，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我们党是从民主政治中产生的吗？不是的，我们党是在专治制度下产生的。你能说专治制度不适合存在政党，得等专制制度向前发展到民主政治，形成一种代议制民主，这时候才应该建立政党吗？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全都是早产儿。这么说是不实事求是的，没有时代观念的。

  我们那时候所处的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产生了政党，到了垄断阶段政党己经非常成熟了，作为一种实际现象而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在于，在时代变化中发现了政党组织民众的作用。既然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我们何不建立政党，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然后推翻专制制度，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这样行不行？把逻辑倒过来一下行不行？用这一套倒过来的逻辑拿到实践当中一用，苏联成功了，中国也成功了。说明这套东西是管用的。它把逻辑给变化了，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才有政党，政党天生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政党连接民众，不是把民众和公共权力接起来，而是恰恰相反，与当时的公共权力做对抗，要打倒它、消灭它、代替它。

  这种政党和过去历史发展而来的政党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一旦取得了政权，政权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成了公共权力的主人，人民要当家作主。政党怎么帮助人民当家作主？这又回到了把民众和公众权力连接起来的位置上了，这个位置就叫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转变如果不能实现，恐怕就很难给自己定位。有人会说，1949年以前我们确实是革命党，1949年以后我们成了执政党。革命党时期的目标不是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而是要把民众弄在一块和当时的当权者对抗。这就需要一套理论，需要按照这个理论建立相应的严格的机制，需要一套工作方式方法，这些东西形成了一套东西，我们用这套东西夺得了天下。

  取得胜利了，觉得这套东西能得那么大一个大下，再用这套东西治国不就小菜一碟吗？于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这套东西治理国家，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建设问题。

  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不对？什么时候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不是1949年，甚至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而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表明我们对这一点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说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

  历史方位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就是“两个转变”。一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己经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转变成为领导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的认识。第二个转变是从受到外部风险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领导市场经济的党。

 

意识到这两大转变，实现理念到理论、体制机制到方式方法全方位的转变，必然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不是完成了转变，而是正处在转变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可以摆到这个框架当中去理解，我们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放在这个框架当中去理解，才能理解得比较透彻。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作为革命党的时候目标非常明确，革命党首要目标是夺取政权，没夺权之前一切免谈，夺权是前提。夺权用什么手段夺？革命。目标是夺权，手段是革命。

  但是当了执政党还这么干，那不就莫名其妙吗？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有一点莫名其妙，我们总觉得自己是高举夺取政权的旗帜把老百姓吸引到自己身边，我们一得到政权就马上把旗帜放下，首先老百姓的革命精神就没有了，我们靠这个东西往前推动，精神没了怎么能行，所以精神还得保留。保留这个精神，旗帜就得高高举着，这就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麻烦。执政党就是手里已经抓住权力的党，怎么还要去夺权，这就莫名其妙，说不通了。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说不通就不说了，再另找一种说法，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另外一种态度是表面说不通，结果又在意识形态里面打转。事实证明只要在意识形态里面打转，最后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不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的。

  遗憾的是我们当时选择了第二种，非要把它说通：为什么夺了权还要夺权？手里抓了权怎么还要夺权？之所以还要夺权，那就是因为表面看这个权力到了我们的手里，但实际上还不在我们的手里。落在谁的手里？在走资派手里。怎么办？就还得夺权。既然还得夺权，夺权的办法是什么？革命。于是还是革命，当然这个革命和过去的革命不一样，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把自己革到经济崩溃的边缘。都成了执政党，还用革命党那一套，这一套东西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

  现在用这种思想来思考问题的人大有人在。比如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我们放开让人们追求利益，把利益规范化，这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最后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可能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们给了人追求的权利，但是机会是稀缺的，人们都去抢，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抢到，总是那些比较有能力、比较聪明、头脑比较灵活的精英先抢到。先抢到这些资源的人，得到了第一桶金。第二次机会掉下来，大家又去抢，恰恰又是那些有能力的，兜里还有积蓄的这些人又一次抢到。这么发展下去就成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有机会的总有机会，没机会的总没机会，肯定发生贫富两极分化。怎么办？在分配上做文章，第一次分配当中力求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不要在上面拉得太远，第二次分配讲究结果的平分，不要把两者的距离弄得太大。利益的追求作为动力才能形成一种竞争机制，如果两个差得太远能跑吗？1500米赛跑，第一名和第二名就差I米，第二名和第三、第四就差五六米，大家都拼命去追，想办法得第一，就有劲头。第一名和第二名相差500米，追也追不上，这时候就不想去追了，就会想怎么让第一名摔倒才好。缩短距离，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思维。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弄平衡了，这样就把事情弄顺当了。

  从革命党的思维思考问题完全不一样，认为搞市场经济，让人们去追求利益，肯定要导致贫富分化，分化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阶级矛盾、阶级分化。阶级分化产生的不是一般的个人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对待阶级矛盾怎么解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得杀富济贫。当前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依然大有人在。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才旗帜鲜明地说要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要坚定不移，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殊性，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政党是处在革命党的状态，怎么从革命党的思维当中跳出来，真正变成现代的执政党，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为什么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重要命题，道理就在这里。

 

有人认为，我们过去领导的是计划经济，今天领导的是市场经济，从领导计划经济向领导市场经济转变已经转变过来了。实际上，这种转变也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过程。

     也有人说，邓小平都说了计划和市场只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现在我们用了我们不就领导市场经济了吗？好像是两个手段之一，我们选了一项而已。有人说我们党在刚解放的时候面前摆了两条道，一条叫计划经济，一条叫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搞着搞着问题越来越多，走着走着发现路越走越窄，最后走到死胡同。怎么办？回过头来再搞市场经济，好像就这么简单。难道真这么简单吗？绝对不是。恰恰相反，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这条道路，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当中根深蒂固的认为市场姓资，只有计划才姓社，搞社会主义就只能搞计划经济。

  这样的逻辑从何而来？我们接受了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接受的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苏联人的解读。当然它对我们历史有过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起点一个结论。起点——资本主义有一对资本矛盾，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问题在于为什么这对矛盾必然导致它的灭亡？这就需要逻辑来连接。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思辨家，他进行了严密的逻辑推演。但是这个推演没法让老百姓接受，太难了，需要简化一下，这中间就需要很多解读，苏联人的解读，今天看来问题很大。

  苏联的解读是，资本主义有一对矛盾导致必然灭亡，就是资本主义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有制、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万恶之源。保护私有财产，就意味着人不管用什么手段获取的财富都是受保护的。于是基本矛盾就出来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世界上可供争夺的资源是有限的，无限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必然发生矛盾，当这种矛盾变成一个群体和另外一个群体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变成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导致阶级冲突，阶级冲突必然导致危机，危机必然导致革命，革命必然导致代替。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这种前景，想到的办法就是计划经济。

  既然让人们随心所欲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那就营造一套意识形态，不允许追求利益，对任何追求个人利益的想法、做法都把它看成是一种不高尚、落后的东西。这套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到了极端。那时候到处斗私批修，根本不敢有私心杂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闪都不行，更别说私心杂念了。有私心杂念别说别人会批判你，自己首先就得批判自己。

  斗私批修，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不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但总得承认人有需求吧？我在这给大家讲课，讲着讲着口渴了，喝一口水润润嗓子接着讲，我口渴了会去拿水，这是条件反射，是动物的本能，根本不需要思考，难道我还要经过思想斗争？这是动物的本能、人类的需求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的理论就建在这个基础上，承认有个人需求，但是不允许追求个人利益。
当时的计划经济是把所有人的需求变成了庞大的社会需求，再根据这个庞大的社会需求制定一个庞大的生产计划，然后再层层分解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落到每个个人、每个工厂、每个车间、每个农村，每个人面前都分了自己的任务，你只要保证你的任务完成，整个计划就完成了，整个计划完成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大河有水小河满，解决了。这个社会好，因为每个人都在干活，但是干活的时候想的绝对不是白己，想的都是别人，想的是怎么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怎么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最后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我们自古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社会。

  这样太好了，但是好是好，却是空想、不切实际，有很多漏洞和致命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动力。动力从何而来？我在干活，干活的结果跟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干多干少有什么关系？干好干差有什么区别？我干吗要去干？

  缺乏动力就要找动力。计划经济时期，是用教育的方式，激发大家的思想觉悟。一个农民在生产粮食，粮食是在为人类解放事业作贡献。农民觉得自己高尚无比，于是他生在农村、胸怀全球。一个工人在生产螺丝钉，螺丝钉是人类解放大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生产螺丝钉成了人类解放大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把这个螺丝钉做好，精神头就上来了。
人是高级动物，在基本的生存满足之后，在精神的层面刺激一下更多的追求，肯定是管用的。问题不在管用不管用，问题在管多大用？作用有限。精神的东西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内可以，长期不行。邓小平这句话讲得透彻，言简意赅，他说的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搞计划经济，但是我们找到的动力是一个短期内对少数人管用的东西。那么大个国家短期内对少数人管用的东西拿来做动力，想发展不是痴心妄想吗？所以，当关起国门的时候我们还在白娱自乐，当打开国门以后又比别人落后了几十年，为什么？缺乏动力。经过千曲万折，包括理念上的痛苦转变，最后终于走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上。

  这30年天翻地覆，为什么这30年有那么大的变化呢？就是终于发现人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套用邓小平的话就是“人对利益的追求只是人的一种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得用。”我们的改革开放从哪里开始？就从给人利益开始，让人去追求利益。回顾一下当时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只不过是跟农民说了一句话：缴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一下子就解决了。

  利益怎么实现？利益通过交换来实现，农产品交换工业品才能有三大件，工业品交换农产品工人才能吃饱饭。在哪交换？在市场上交换。只要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不管我们主观上愿不愿意，我们都必然走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上来，这就是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原因。

 

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对政党有很大的意义。一面是民众，一面是公众权力，政党把这两者联在一起不是天生的，是由一种力组合而成的。一方面，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公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因为它能放大人的能力，始终在牢牢地吸引着政党，政党都是为了控制权力。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老百姓，最大程度上体现民众的诉求才有资格掌握公共权力，所以对民众的诉求要有比较充分的反映，只有反映民众的大多数诉求才有资格去掌握公共权力，民众的诉求对政党又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政党何时居于中间？当吸引力和约束力大体均衡的时候，政党才居于中间。

  计划经济时期连追求利益都不行，哪来的诉求？没有诉求，民众对政党有什么约束力？政党被公共权力所吞噬，就会变成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就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政党变成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公共权力和民众谁来连接？连接不起来怎么可能建设民主政治呢？

  所以，只要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党不强调自己和老百姓的密切联系、血肉联系，但是在这样的体制当中最后的客观结果是没有一个不严重脱离群众。

  一搞市场经济就不一样。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允许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人民有了利益追求就有对政党的诉求，现在的诉求越来越大，体制内不给渠道就会到体制外寻找渠道。诉求力量越来越大，政党如何回应？在这种力量的引导下，政党正在从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向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桥梁回归，这个回归的过程随着力量不断增加而力度不断加大，是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这绝对不是一个小事，现在正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包含着很多的风险。如果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去引导转变，到体制实现转变之后依然是体制的核心；不去引导这个转变，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体制变了，共产党也失去了执政地位。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一目了然。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的建设？为什么要把党的建设科学化作为党的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主题词，道理就在这里。

  四、怎样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

  怎么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在十八大报告当中有非常严密、系统、全面的部署。一条主线、两个坚持、五项建设、四个自我、还有三个型，讲得都非常好。不管是其中哪一条，都最后归结到一点：科学化。归结到这一点也要按规律办事，这一条非常重要，只有把党的建设统纳在这样的科学化概念当中，按照规律办事，我们党才能够建设成一个高屋建瓴

 

1、坚定理想信念

  一个党最重要的是理想信念，党和工会不同，它要实现的是更高的目标，掌握着公共权力，通过公共权力为大家服务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是它的价值体现，一个党总是有理想和信念的。我们现在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某种程度上是信仰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信仰危机？如果只从工作的角度看，一套教育让你接受，你没接受，就要想办法让你接受，灌输进去。有人说我们共产党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教育，这种说法不对。我们抓思想教育，抓得再弱的时候也比西方政党要强得多，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生信仰危机？

  这里面有规律性的东西。一套理论让人相信，他相信了就是理想信念坚定，他不相信、不接受，那就是信仰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遗憾的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对这套东西进行系统地梳理。

  过去我们错误地理解了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邓小平的不争论是说，不要让全国人民都参与进来，那非打混战不可，并不等于说理论本身不发展，理论是要在争论当中才能发展。
要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就必须进行理论创新，这两个是联在一起的，如果这两个不联在一起，光从教育方式上去改变是没有用的，这给我们提出了更大的课题。

  2、完善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在十八大报告当中党建部分提得最多，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党代表提案制，在决策环节加强党员代表的参与。提高民主的质量，这不是随便说说，过去的民主的质量不太高，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东西。为什么把党内民主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是因为我们党对党内民主有期待，党内民主不光是党的生命，还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因为我们是一种渐进式的民主，需要引导。

  民主的潮流滚滚而来，有人说民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人总要有别的方面的诉求。就拿农民来说，也会有民主意识，承包了土地有了利益，但是土地承包了多少年是政府的政策，他们当然希望政府的政策对自己有利，如果承包3年一块地只能种点麦子、稻子，能值多少钱？既然让农民有利，不是承包3年而是一包15年、30年、50年、70年，农民当然希望政府的政策这样来制订，这就是农民的参与意识。

  所以，市场经济推动了人们民主意识的发展。我们过去老是说中国传统没有民主，我们民族没有这个习惯，过去没有市场经济，哪来的习惯？有了市场经济，不想培养民主意识都难了。民主的浪潮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滚滚而来的。

  什么是有序民主？在民主潮流滚滚而来的时候，事先挖好了泄洪渠，洪水来的时候沿着渠水走就不会成为水害而成为水利。这个渠是什么？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发展起来给老百姓一个榜样。所以，党内民主要加紧发展。要把民主的顺序颠倒一下，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才是正确的战略。过去为什么错？先发展人民民主不是先发展党内民主，先搞村民自治就成了先搞人民民主，所以那是错的，现在要倒过来，先搞党内民主。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理念中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对民主的误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素质决定的，我们大多数还是农民，哪来的素质？民主是利益决定的，素质只是决定民主水平的高低，文化水平再低也可以搞民主。过去陕甘宁搞民主不是搞得挺好吗？当地老百姓有多大的文化水平？90%的人斗大字识不了一箩筐，但是当时的民主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大量的国外记者都来考察。蒋介石说这个国家不能搞民主，要搞三步走，结果延安在那里搞民主大家都去看，看了之后感慨万分，美国女记者看了之后说：这才是真民主，这比美国的民主还民主。全世界都觉得搞民主搞得最好的是美国，结果美国人自己说这比我们的民主还民主，这什么概念？太伟大了。

  人的文化素质只能决定民主水平的高低，并不等于说不能搞民主，没文化可以有没文化的方式。陕甘宁当时想了很多方式，包括若干种不用识字都能投票的方式，如投豆选举法。1964年青海搞选举，就是用的投豆选举法，太有创造性了，比如说10个候选人里面要选出5个，每个人背后放上一个碗，不许往后看，每个人手里发5颗豆，你们就从背后路过，同意谁就在谁的碗里放颗豆，谁的响声最大，谁的豆最多，最后谁当选。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烧香燃洞。燃洞烫在烧纸上，是最迷信的东西，能够被中国的老百姓拿来搞最先进的民主，给每个选举人手里发一柱香，同意谁就在谁的背后摆的烧纸上烫一个洞。文化素质并不决定是否应该搞民主，而是利益决定的。

    人民民主是不可阻挡的，当这种洪流滚滚而来的时候，有准备就会按照准备好的渠道下泻，没有准各就溢出渠道之外。在体制外对你的体制形成冲击，我们共产党怎么选择，已经摆在眼前，就是加快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党内民主对我们有利，而是我们推进人民民主的必然选择。

  3、党组织社会

  人是群居动物，需要组织，不能总处于社会的散状。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越容易控制。所以，一个政党作为一个组织，领导社会就是组织社会的功能。一个党究竟怎组织社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过去没有太多的研究，以为组织就是发展自己，造成的结果是这个组织越来越大，组织是有适度规模才好管理的，一个组织发展到如此之大怎么管理？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没有感觉，8千多万党员为什么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老把这8千万人在13亿人当中去看，也就占了6%，100人里面才6个，不算多，但是没想过绝对规模有多大？

  前几年我到南非一些国家去讲课，我说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成立的时候50多个人，今天己经发展到了7000多万党员，讲到这讲不下去了，听众马上激动地互相议论起来：7000多万党员？我们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只有2000多万，顶我们3个国家还多？怎么管理啊？

  我们通常说，我们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苏共1900多万党员，难道1900多万党员都变坏了才出事？不是。什么叫绝大多数？毛泽东说过，达到95%以上就是绝大多数。一个党要达到99. 99%是好的，简直太纯洁了？纯洁都不像党了，像一块金子，金子的纯度也就99. 9%。我们的党太大了，不能忽略不计。我们党8000万党员，哪怕只有0. 1%是不好的，那也意味着我们党里面至少有8万个坏蛋。

  我们现在有些观念还没转变过来，总觉得越多越好，发展到了8000万党员，能说明我们党壮大了吗？这和革命时期不是一回事，革命时期是越多越好，革命的时候不掌权，要带领人去浴血奋战，加入共产党不是闹着玩儿的。但是成了执政党，成为了手里抓住公共权力的党，公共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是人人都想追求的东西。我们现在还是用旧的标准，只要说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加入了，而且还要宣誓永不叛党。在战争的时候说永不叛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现在一让他永不叛党，他心里还偷着乐，有那么多好处还叛党，简直太搞笑了。目前党员入党进口比较松，出口却不通畅。出口是三个，第一开除出党，第二自动脱党，第三劝其退党。人要犯多大错误开除出党？这个口很小。第二，自动脱党。战争时期，有的党员被敌人打散找不到组织只能脱党了，现在怎么会找不到组织？第三，劝其退党。实际当中有吗？没有。尽管我们有劝退这一说，但是做的工作全是劝不退，不能让你退。

  这个观点有些基层工作的同志不一定同意，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同志。一个村里一共才五六个党员还不让发展，怎么扩大党的影响力？越往上层，党员越多；越往基层，党员越少，到较高级别单位之后全是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怎么起？

  要到实践当中去探索创新，摸索规律。国外政党建党的经验不能照搬，但是有的东西我们拿来思考一下行不行？国外的政党哪有上千万的党？没有。美国两党能算党员吗？真正起作用的党员是少而又少。不是把人都组织到党里面，恰恰相反是多元化的组织形态，把一个党层层叠叠地包裹起来，才叫政治核心。有能力、有时间为党工作，道德上也信得过，那才吸收进来作为党员。若有人要养家糊口，就组织他们到专业化的组织里；若有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对经济利益感兴趣，就建立经济利益组织；若有人对集体利益不感兴趣，就组织登山爱好者俱乐部、游泳爱好者协会。

一个党是层层叠叠组织起来的，看上去有一点乱，但是仔细一琢磨有道理，至少有两大优势：第一，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连人的爱好都成为组织的一种手段，能不基础广阔吗？第二，降低执政风险。建立组织就要运行，运行就需要权力，但是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有多大权力就要负多大的责任。所以，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后面马上有一个组织会出来说这个人我们没管好，我们向全体人民道歉，主席甚至说我个人表示辞职，他把责任揽过去了，藏在背后的执政党安然无恙。我们党不是这样，共产党冲在前面，哪怕是和我们党没有关系的事情都要怪在我们身上。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领导，恰恰是我们应该加强领导，而加强领导里面最重要的是科学领导，党怎么领导才科学？所有这些都和规律密切相关，也正因为此才要把党的建设科学化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沿着这个思路去思考，十八大报告党的建设部分有许多地方，既可以深化我们的思考，同时又可以和我们的工作相结合，把学习引向深入。
 (报告人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本报告系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