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荒 ：一位老共产党人的忠诚

——记辽宁省委原常务书记、省政协主席李荒 

他从战火中走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为东北解放区15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过1949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者，是“文革”的受害者，是思想解放的支持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见证了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和党的不平凡历史。

他是一位正省部级领导同志，心中有党，为党尽忠；心中有民，为民竭力。他心中有责，敢于担当；心中有戒，为官清廉。

当年，他主动从辽宁省委领导岗位全身“裸退”，在省直机关引起反响；他“反对夫人参政”的观点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他关于党内应互称“同志”的文章引起社会共鸣；他为官清正廉洁受到公认，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一个儿子当汽车修理工直到退休，一个儿子下岗自谋生路。

他叫李荒，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原书记处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央党校副校长，辽宁省委常务书记。

2014年12月4日，李荒走完了99年的人生之路和80年的革命生涯。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近日，记者在李荒曾经工作的沈阳、大连等地采访，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一位“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敬重和怀念。

心中有党 信仰坚定 忠诚不渝

“忠于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我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到底。”

1990年4月20日，写下这段话时，李荒已经84岁。

1916年5月22日，李荒出生于辽宁营口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9年，他辗转来到奉天（今沈阳），在东北大学附中读初一，开始接触到蒋光慈、郭沫若、鲁迅、邹韬奋等进步人士的著作，新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播种。

1931年9月，李荒刚刚考入东北兵工学校，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目睹日寇暴行、不愿做亡国奴的李荒投奔抗日声浪高涨的北平，并于1932年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次年考入东北大学。

1935年，日寇的铁蹄逼近华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痛失家乡的李荒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成为东北大学先锋队队员，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

1936年2月，上了反动政府“黑名单”的李荒侥幸逃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上了分队长，到基层动员工农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美国记者斯诺曾说，“东北大学的学生是最积极的，他们深入农村，叙述日本侵占他们家乡的事实，鼓励人民备战。”这其中，就有李荒。

1936年5月，李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李荒辗转到达八路军总部。

这是李荒人生的重大转折。在这里，他亲眼见到了罗荣桓、王平等八路军领导人，亲耳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报告，革命觉悟迅速提高。1937年11月，22岁的李荒被任命为行唐县口头区区长。

由于工作热情高，文笔好，1938年4月，李荒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1940年4月起，李荒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1944年4月，李荒任《晋察冀日报》副主编、时事主编。这是一张英雄的报纸。在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的领导下，《晋察冀日报》报道了回民英雄马本斋、爆炸大王李勇、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王二小、冀中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等抗战英雄的事迹，被誉为“战火中不倒的旗帜”、“民族的号筒”。

一手拿枪、一手执笔，他们既是记者，又是战士。在战火中采访、在战壕里写作，在牛圈里、山崖下、深沟里排版，敌人一次次疯狂搜山扫荡，一次次长途定点奔袭，一次次出动飞机轰炸，都没能灭掉这个“旗帜”和“号筒”。

曾第一个披露日军制造“潘家峪大惨案”的战地记者雷烨等58位《晋察冀日报》的新闻战士壮烈牺牲。在报社所在地——保定阜平县马兰村，面对敌人的屠刀，为了不透露报纸印刷机掩藏的地点，19位乡亲献出了生命！

上世纪60年代，邓拓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用了谐音“马南邨”作笔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个英雄的村庄、英雄的人们和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在炮火中洗礼，在战斗中成长。1944年2月，李荒在《晋察冀日报》上连续发表17位战斗英雄的故事，鼓舞了军民的斗志。1945年，他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确立了“十万大军、两万干部、一张报纸”的指导思想。这张报纸，就是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

经东北局书记彭真点将，1945年10月，李荒担任《东北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后担任社长。

尽管办报条件极其艰苦，经常遭遇敌军的机枪扫射、敌机的空袭、敌特的打冷枪等威胁，还经历了四次大转移，但李荒率领报社全体同志英勇斗争、坚持出报，推出了战斗英雄董存瑞、杨子荣等新闻作品，有力地配合了东北解放的军事斗争和东北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在《东北日报》工作过的穆青、华山、严文井、华君武、廖井丹、马加、陈学昭、白朗、王揖、殷参、潘非、张沛、范敬宜等，后来成为我党新闻战线、理论战线、文艺战线的领导者和代表人物。

枪林弹雨著文章，碧血丹心写忠诚。李荒和他创办的《东北日报》英名远播，在中共党史和党的宣传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

1953年11月，李荒任中共辽西省委副书记。1954年8月，辽东、辽西合并为辽宁省，李荒先后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

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一下子把李荒抛向人生的波谷。他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国民党军统特务集团骨干”“东北帮叛敌特务集团头目”，成为辽宁最早被打倒的省委领导之一，胸前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表”的大牌子沿街游行，先后被关押2年、劳动改造5年。

在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农场的5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养猪、锻炼身体、读《资本论》。

养猪是李荒的本职工作。在那段“人不如猪”的日子，他养猪养出了感情，是最好的猪倌。他坚持在田埂上、猪圈旁、河堤畔跑步，打太极拳，对生活充满信心。

李荒最执着的一件事，是读书。

早在1958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辽宁抚顺煤矿，交谈中，主席注意到这位四十岁出头的省委副书记，问叫什么名字，李荒如实作答，主席哈哈一笑：“李荒不荒唐啊！”

主席一句戏言，却成了李荒一生的追求——做一个“不荒唐”的人。

如何做“不荒唐”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学、真信、真用。读《资本论》等马列经典原著，是李荒每天的必修课。

灯火阑珊处，人生荒凉时，正是磨炼心性的时候，也是思想者的乐园。李荒边喂猪，边研读，探索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当时，一些经典著作翻译版本晦涩难懂，但李荒仍然逐字逐句的啃，翻来覆去地磨，残卷发黄的书本上，画满红道道黑杠杠。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被斗、挨打、关“牛棚”，改变不了他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向往、对信念的坚定。

1973年6月27日，李荒恢复了工作，担任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党委排名第五位的副书记。在学校，他与理论教师郭必康教授成为知己，经常探讨“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企业经营所有权转移”“社会的财富”等问题。有一次，正在讲授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郭必康发现，李荒正规规矩矩地坐在学生当中听讲！

越读越亮堂，越学越明晰，越想越明白。在理想的星空下仰望，在真理的幽巷里漫步，在哲学的藤蔓上攀缘，李荒早已物我两忘，唯有信仰弥坚。

1977年4月，李荒被任命为旅大（今大连市）市委第二书记。1978年3月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1979年4月兼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1980年1月李荒当选为辽宁省政协主席。1981年4月，曾兼任东北局中级党校校长、辽宁省委党校校长的李荒被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82年4月，因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生病住院，中央决定将李荒调回辽宁，任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尽管工作岗位变换频繁，但李荒坚决服从组织，说走就走，干就干好。回到省里的李荒，成为辽宁省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领导人，被称为“在关键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

1983年4月，李荒响应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精神，主动要求“裸退”，彻底退出领导岗位，成为全国第一位从正省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干部。

竹老不改节，松老一根针。离休不退伍的李荒，在耄耋之年以老骥伏枥的姿势，躬行党员义务，笔耕不辍，他发表文章80多篇、15多万字，为党的事业建言献策。即使坐在轮椅里、躺在病床上，他仍然呼吁并组织了对东北抗联史的发掘、抢救工作，《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东北抗联史》等一批成果相继出版，成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教材。

近百年风雨多坎坷，八十载春秋唯忠诚。

从最早确立“马革裹尸，献身革命”的人生追求，到生命最后的霞映长天、彤云绚烂，李荒用热血丹心绘就了一幅共产党人壮丽的精神图谱。

心中有责  立场坚定  敢于担当

“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坚决反对各种违反党纪的言行。必须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绝不参加和坚决反对任何派别活动”。

这是李荒1977年4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他是明白人”，这是老同志们对李荒的公认。

什么叫“明白人”？用辽宁省委原副秘书长商德瑞的话来说就是：李荒重党性、讲政治、顾大局，讲政治纪律、守政治规矩。

从严治党，是李荒讲得最多的话题。1982年5月29日，李荒在与机关干部的一次谈话中，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对“贪污、腐化、堕落、闹派性”、搞“小团体利益”现象，对一些人“背上了功臣包袱，居功自傲，把党纪国法看得很淡薄”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党内决不允许有高人一头、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不受党的约束的“特殊党员”，“如果我们党默许了，那我们党就没有纪律了！”正气凛然，底气十足。

许多老干部都记得这一幕——

1983年4月17日，沈阳中华剧场。面对全省县处以上干部，李荒从刚刚上演的电影《家务清官》和《人到中年》中领导干部夫人干政的情节说起，指出“夫人参政”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要求所有干部管好自己的家属。话音未落，全场掌声不息，是赞同，是响应，是敬佩。

1983年6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看到李荒谈“夫人参政”问题的材料后，即嘱中组部研究室：“加一小段按语，登《组工通讯》。发前送耀邦同志过目。”6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完全赞成登”，并对党内各种不正之风提出批评。

“文革”期间，辽宁有三起事件轰动全国，其中之一是“销毁毛主席著作案件”。起因是“文革”前，为方便干部群众学习毛著，省里有关部门出版了一批毛主席著作，但印出来后发现排版错谬百出、印制粗劣，正巧接到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提高毛著出版质量的精神，辽宁对这批书进行了集中销毁。“文革”中，有人告状说辽宁“销毁毛主席著作”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案件”，一时间大喇叭、大字报口诛笔伐，要揪出“黑手”。

专案组在调查是“谁批准销毁”这一关键问题时，一时查不到记录。造反派们挥舞着棍子高喊“谁批的打死谁”、要“火烧”“油炸”！他们的目标是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

在这关键时刻，李荒挺身而出：“是我！这事我分管，要打就打我，我负全部责任！”

尽管后来证明此事与李荒无关，但如果当时没有人出来担当，省委是很难过这一关的。

后来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时任常务书记、后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郭峰，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这一段历史，对李荒在危难时刻顾全大局、敢于担当、保护同志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6年10月18日，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旅大市委的“打招呼”会上，面对“四人帮”在辽宁的代表人物，时任大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荒拍案而起，历数其行径，提出必须清算。那些人惊惶失措，赶紧整理成黑材料，密报给在省里的帮派头目，企图再次整倒李荒。寒梅傲雪，铁骨铮铮，李荒没有屈服。

据大连市委原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潘洪杰回忆，当时“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旅大市的势力很顽固，揭批“四人帮”的阻力很大，市委的会议开了8天却没有进展。

1978年1月，辽宁省委任命李荒为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不久，中央批准李荒任辽宁省委常委，兼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肃清“四人帮”在旅大市影响的艰巨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李荒肩上。

李荒果断地提出，对“四人帮”以及帮派体系在旅大市制造的案件，要有错必纠，一件件地清查，从四个重点部门入手，联动作战、各个击破，一举摧毁了顽固势力，为110多人平了反，还妥善处理了旅大地区“文革”前遗留的错划问题。

不久，中央决定李荒任辽宁省委书记，兼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他的头等大事之一，是在全省范围内清查“四人帮”的流毒。

辽宁曾是“四人帮”直接指挥、控制的重灾区，帮派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清查工作进展艰难，受到中央关注。

1979年9月，省委决定成立“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和清理‘文革’中追随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篡党夺权案件”（简称“两案”）工作审理领导小组，由李荒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李荒确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澄清刘少奇同志50年前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一段历史。

1929年夏天，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在奉天纺纱厂开展工作时落入反动政府之手。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但是在“文革”中，这一段历史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歪曲利用。

1968年，根据江青、康生的批示，“刘少奇专案组”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抓捕了60多名所谓“知情人”，采取各种手段获取所谓“刘少奇叛变，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证明材料”。刘少奇同志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8条“罪证”中，辽宁提供了7条。

李荒深入研究过这一段历史，从1977年起就呼吁应该为刘少奇同志平反。1979年9月，他亲自组织调查组，寻找人证、物证，终于找到1930年9月18日地下党组织的一份原始证明：“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他们所知道的党、团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1979年底，辽宁省委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中央。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附件中，列具了辽宁省提供的材料。

辽宁省不少老同志评价说，李荒是“临危受命挑重担，拨乱反正立大功”。

李荒立下的另一个“大功”，是支持和推动辽宁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在旅大市工作的李荒就敏锐地看出了这篇文章对冲破“两个凡是”束缚、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多次在会议上要求干部深入学习、认真讨论。

回到省里工作后，第一次出席省委党校的会议，李荒就重点讲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在李荒的支持下，辽宁全省宣传思想理论战线负责人和大专院校理论工作者召开“真理标准讨论”研讨会。

今年已86岁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启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会议开得非常热闹，一些代表们纷纷批驳‘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也有一些干部仍然没有从极‘左’思想中解脱出来，怕说自己右倾”。

在任仲夷、李荒、刘异云等省委领导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辽宁省委在全国率先发出关于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通知，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加强法制重要性的论述，引起李荒的思考。1979年2月21日，李荒到北京出差，看望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谈到造成“文革”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法律意识的缺失。中央领导同志对加强法制建设的论述对李荒教育很深。

审理“两案”工作十分敏感、极其复杂，工作量大。李荒强调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政策，不能用“四人帮”整人的那一套办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搞逼供信、不用大棍子打人、不留后遗症。结论要同本人见面。

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李荒负责筹办张志新事迹展览，为烈士建纪念碑，还亲自安排了烈士子女上学等事宜。

91岁高龄的辽宁省纪检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黎明回忆说，李荒用四年时间清理了17万起案件，至今没有一起上访的。

辽宁的工作，得到中央的肯定，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其它省份到辽宁学习。

无论是抓政治还是搞经济，无论是推进法制建设还是加强意识形态、党建工作，李荒都一以贯之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86岁的辽宁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协原主席孙奇讲述了这样一段亲身经历——

1982年5月1日，李荒到朝阳地区调研。朝阳地处辽西，自然条件艰苦，有的县收成最好时人均年收入才77元。李荒在时任地委书记的孙奇陪同下，到了朝阳、喀左、凌源、建平、北票等5个县7个公社，脚踏实地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墒情。

调研中，李荒仔细调查了当地农民自己搞的“两包一联”，认为“这个办法虽然不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但符合农村实际。土药土方，能治病就好，要大胆推广！”

“这一尝试，效果明显。过去每遇大灾，百姓成群结队外出逃荒，后来虽然连年大旱，但群众大量回流，”孙奇说。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李荒一贯的作风。

现年97岁高龄的辽宁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刘异云回忆说，李荒坚决反对极“左”思想，旗帜鲜明，敢讲真话。著名作家、诗人、音乐家，《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方冰深入旅顺体验生活，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在向组织汇报时边说边哭。一些人有顾虑，怕如实报给省委，上面不高兴。但报上去后，得到了李荒的支持。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结束对朝鲜的友好访问回到丹东，辽宁省委常务书记李荒前往迎接并陪同。在陪同习仲勋同志到丹东市凤城县农村、元宝区四道桥农贸市场和凤凰山紫阳道观考察调研的过程中，李荒按照老领导、老朋友习仲勋同志的要求，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实事求是地做了汇报，不粉饰、不虚夸，得到习仲勋同志的赞许。

心中有民  以民为天  平民本色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的一切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

这是1986年3月，李荒写下的一段话。

1959年，李荒到曾生产我国第一台拖拉机“鸭绿江一号”的安东拖拉机厂劳动。一到工厂，就立下“君子协定”：一是不公开身份，二是不要安全保卫，三是拜一位师傅。他的师傅名叫曲道仁，比他小13岁。曲师傅不但悉心教这位高级别“徒弟”，还信守保密承诺，等李荒结束了一个月的劳动，工人们才知道那位新来的“老工人”是省委书记。

李荒长年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且总是轻车简从、从来不讲条件。他常常同群众一起唠嗑、一起劳动，一同喝高粱米粥、啃大饼子，在路边“大篷子”泡澡、在大客栈睡火炕。在李荒看来，卧听萧萧竹，常闻疾苦声，离群众近，心里踏实。

曾担任李荒秘书的陈巨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听说新金县夹河庙公社有养猪的好经验，李荒带着秘书赶去调研，到猪圈去看、问、摸，了解“长白猪”、“内江猪”和“新金猪”的生长特点。得知当地有一种叫曲麻菜的野菜，猪吃得欢，睡得香，长得快，当过五年“猪倌”的李荒觉得这是解决饲料不足的好办法，建议大面积推广。

夜深人静了，李荒和秘书、司机干脆就住在荒郊野地的养猪场，在熟悉的猪圈气味中安然入睡。

拜人民为师，向实践学习。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獐岛、广鹿岛等许多渔民家里，复县的蔬菜地、阜新的章古台林场、锦州的地甲病村……，全省地市的许多县乡都留下了李荒的足迹。

从青年学生中成长起来的李荒，与知识分子也有着天然的感情。

著名历史学家、辽宁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授周传儒，是梁启超的高足，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研究院，先后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北师大等多所高校执教，著作甚丰，威信较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待遇低于自己的学生。李荒得知后，亲自协调将周教授晋升为高教二级。

师昌绪，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两院院士。1955年，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来到位于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被派到鞍山钢厂和抚顺钢厂工作。经过艰难攻关，师昌绪的团队开发出的新材料生产的涡轮盘，装备上战斗机，极大地提高了我军作战能力。同样因九•一八而激发出爱国心、报国志，同样在“文革”中遭批挨斗，李荒与师昌绪友情笃深，是师昌绪在辽宁工作期间最有力支持者、最坚强后盾。2014年隆冬，两位世纪老人前后脚告别了人世。

钱令希，是我国著名数学力学家、大连工学院教授、院士，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大连原油港建设和我国核潜艇研制中做出过突出贡献。李荒来学校工作后，与他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经常一起散步聊天讨论问题，一起挤公交车、打乒乓球。李荒说，钱教授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中国的宝贝”。李荒的知遇之情，使钱令希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由衷地感叹：“党的干部都像李荒这样就好了！”

李荒与我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有着深厚的战友情。1945年12月，华君武从延安来到《东北日报》，成为一名时事漫画编辑。华君武年长1岁，李荒非常尊重他，经常与他探讨选题。

1947年，经李荒签发，《东北日报》发表了华君武的漫画《磨好刀再杀》，辛辣地揭露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打内战、屠杀人民的真实嘴脸。

这幅漫画虽然只有豆腐块那么大，但它“相当于几个兵团的威力”，令蒋介石害怕和紧张，他密令潜伏在哈尔滨的特务伺机暗杀华君武。彭真同志从敌特手中缴获的名单上，发现有华君武的名字，便紧急视察《东北日报》，要求李荒采取措施保护好华君武。在《东北日报》工作4年之后，华君武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但二人一直联系紧密。1998年9月，辽宁举办《纪念辽沈战役胜利五十周年军民书画展》，华君武应李荒之约，欣然送来那幅著名的作品《磨好刀再杀》，成为展览的亮点，万人争睹。

李荒与马加、蔡绍武、李默然、洛汀、张望等文艺工作者是肝胆相照的朋友，经常一起探讨创作问题，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还登门看望他们。

1984年的一天，李荒从上海《文汇月刊》读到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采写的报告文学《胡杨泪》，文章真实地反映了湖南青年钱宗仁自强不息、刻苦自学，多次考上大学却反复被命运捉弄，屡遭打击报复、历尽艰难困苦却与命运抗争不断，才学奇崛却被人事制度所羁绊的遭遇。

这篇文章引发了李荒对人才问题的思考。他给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写信，推荐这篇文章并建议解决类似问题。

1984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李锐写的文章《请读<胡杨泪>》，文章写道：“前些日子，收到李荒同志的一封信，推荐一篇报告文学<胡杨泪>”“我很赞成李荒同志说的，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读一读<胡杨泪>，加倍珍惜人才，请普查一下，你那里有没有<胡杨泪>之类的故事，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没有？尤其是从思想上解决‘左’的遗留问题。”

《胡杨泪》一文和李锐的文章、李荒的信，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讨论。后来，钱宗仁被调到人民日报工作。

知识分子，成为李荒一生的牵挂。

心中有戒  严于律己  清正廉洁

“中央号召全党同志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考验、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我们党大多数同志响应了，也有少数同志背道而驰。这个问题值得共产党员想一想”。

这是李荒1991年7月写下的一段话。

考验，是对人性的检阅，对党性的检验。一个高尚的灵魂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圣洁、纯净、晶莹，要经历洗礼、打磨，甚至拷问。有敬有畏，有戒有律，方能修得金刚不坏之身。

88岁高龄的辽宁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沈显惠与李荒交往了整整一个甲子。自1954年第一次见到李荒起，一座精神的丰碑就开始在他的心底长高：“李荒绝对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是牢记‘两个务必’的典范”“他走到哪里，都要提出约法几章，严格自律”“他很早就是行政七级的高级领导，又有学问，但为人谦和、低调，‘夹着尾巴做人’，即使在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也没有人能对李荒的作风提出批评”。

这就叫“口碑”！做事做官先做人，李荒以他的人格魅力征服和感染着周围的人。

今年87岁的辽宁省委办公厅原副主任薄凤玉回忆说，李荒下基层调研，从来不搞迎来送往、铺张浪费，吃饭从不超过四菜一汤，都是自己交餐费。陈巨昌回忆说，有一次他们到庄河县调研，就餐时上来四道菜，虽然没有肉鱼之类的，但李荒只吃了跟前一道菜就匆匆离开。无声的批评，教育了干部。

今年84岁的郑奇志曾担任李荒的秘书。他讲述了一个关于牙膏的故事：1959年的一天，安东市轻工局负责人到沈阳办事，带来一盒12支装的“长白牙膏”，请李荒和秘书“试用”。李荒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秘书，并要求退回去。“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样的“小事”，教育了郑奇志几十年。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1979年大连电视机厂生产出“星海牌”12吋黑白电视机，是当时的一件喜事，厂里送了40多台给市里一些部门和领导“试看”。李荒不但自己坚决拒绝，还要求其他领导送还。以此为契机，市委出台规定，一律不得“试用”企业产品。

今年85岁的于希岭是辽宁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他至今还记得一件关于西瓜的风波。1982年5月，某市送来一小车西瓜，市委书记在信里说，这是市里的矿务局农场利用煤矸石热能种出来的新品西瓜，熟得早、味道甜。给省委领导送点儿西瓜，有报喜的意思。但是，李荒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求把西瓜退回，并写信批评该市负责人，还要求发通报，各地市、各部门一律不得有类似的“进贡”行为。有人建议，能否下不为例？李荒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搞‘下不为例’，禁止不正之风，要从领导机关做起！”

1957年，李荒在营口考察调研，想顺便看看老家魏家屯村。时任营口市委书记邓仲儒听说后要派车送，李荒谢绝了，他伸出三个指头说：“借我三辆自行车就行了！”就这样，没有前呼后拥，没有车接车送，省委书记李荒骑着自行车，在土路上一口气颠簸了30多里，回到阔别25年的老家！

廉洁一时不难，清正一世不易。不贪一事不难，高洁一生不易。

辽宁省委办公厅原副巡视员何恩纯回忆说，“1981年李荒书记调到中央党校工作，一接到调令就把自家的住房腾出来，交给省委安排其他领导住，一家人按照他夫人金中的住房标准搬进小房间。人走家搬，一刻都不多占啊。”细处见精神，小事显品格。

1989年春天，李荒给曾在旅大市工作的老部下王希智打电话说，想回大连看看，再三叮嘱不让告诉市委。他们转了一大圈，谁也没惊动。中午，王希智请老书记在普通的千山饭店吃了一顿饭，三两个菜。没想到，李荒回到沈阳后，执意让儿媳妇王爱群送来200元餐费。

在李荒身边工作过10年的秘书赵家志说，有一次家里需要装修，老两口在友谊宾馆借住了10多天，食宿全部都是自己结账，没用公家一分钱。

2004年11月，辽宁省博物馆扩展，馆长杨仁恺找到李荒，想请老书记出面约华君武画一幅漫画参展。李荒当即给华君武写信，华君武欣然应允，还明确表示画作不收回了。展览结束后，工作人员把画送给李荒收藏，被他谢绝了。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公家一分一毫。只有手上干净才有心地干净，公与私的界线在李荒心中如闪电般分明。

心净品自高，德馨有芳邻。李荒注重团结，与人为善，同他的搭档、班子成员、同事们一向关系良好，工作上是同志，生活中是益友。

1958年6月到1967年1月期间，黄火青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对这位年长自己15岁的班长，李荒十分敬重，黄火青对李荒也非常信任。

1978年3月，黄火青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但两人一直保持电话、书信联系；每每看到好文章，黄火青就推荐给李荒；只要读到李荒写的文章，黄火青总是热情鼓励；自己写了文章，常常先请李荒过目。

1999年11月9日，99岁高龄的黄火青逝世，李荒悲痛难忍。他和黄火青在辽宁工作的几位旧部，共同撰写了充满深情的长篇追忆文章《他永远活在辽宁人民心中——忆黄火青同志几件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李荒与辽宁省委原第一书记郭峰是战友、同志，又是好搭档、好朋友。当年李荒被隔离关押时，郭峰偷偷地去看望他，两人一同分析形势，互相打气。疾风识劲草，患难见真情。1982年4月，郭峰因病住院。经胡耀邦同志同意，中央决定派已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荒回辽宁担任常务书记，主持全省工作。郭峰对李荒充分信任，李荒对郭峰全力配合，成为辽宁政坛的一段佳话。

2004年，郭峰在北京住院做手术，两人书信不断。9月底，郭峰一回沈阳，先上李荒家，老哥俩叙旧20多分钟后才回家。可见这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情谊。

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李荒十分注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教育。几十年来组织上先后为他安排过9任秘书，但没有一位为了升官而请李荒打招呼，没有一位打着李荒的名义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些秘书们没有怨言，对李荒充满感情和敬佩，在李荒人格力量的感召下，勤勉工作，本分做人，谦逊谨慎，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社会的承认。从他们身上，能看到李荒的影子、榜样的力量！

李荒不恋栈、不恋权，表现出革命者的博大胸怀和崇高风范。1983年4月，辽宁省委换届，李荒谢绝各方面的挽留，执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很多同志说，李荒身体好、头脑清醒、经验丰富，可以再干几年，但他呵呵一笑：“我们这些老头子赖在位子上，年轻同志放不开手脚啊！”“省直机关1000多名可以离休的老干部，省委领导里应该有人带头！”

就这样，他一退到底，成为全省第一个，也是全国第一个，从正省级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位的领导干部。

退下来的李荒给自己订了“三不原则”：不给组织添麻烦，不干扰省委的工作，不参加社会活动。一退下来，立即腾出办公室，归还公有物品，撤走警卫人员。

说到做到，李荒一诺三十年。

在位是公仆，退位是公民。他把自己退回到普通人位置，还原成平民角色。有人想为提拔问题请他出面说话，一些单位想邀请他出席商业活动、题词，做挂名理事长、董事长、顾问等，李荒一概婉拒。

政声人去后，有口皆成碑。83岁的辽宁省委原副书记尚文用“一生清廉，公道正派，为人师表，风范长存”十六个字评价李荒。他说，“李荒为人一向坦诚，批评人不讲情面，直来直去，但也很能容人，从不搞拉帮结派、亲亲疏疏”。

李荒终生保持手不释卷的习惯。离休回家后，李荒仍然坚持读书看报、剪报、听广播、看电视新闻，写读书笔记、读后感，坚持写思想汇报、自我鉴定。

得知新版《新华词典》面世，立即买来学习使用。88岁那天，老部下王一良看望他，他还在请教“什么叫纳米技术”“超级计算机”等。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李荒的精神世界地不老、天不荒，四季葱笼。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李荒把人生感悟凝成笔下的一行行真知灼见、一句句叮咛嘱咐，写成“说说批评与自我批评”“谈谈团结问题”“谈谈艰苦奋斗”等系列评论，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辽宁日报》《大连日报》《共产党员》杂志等上，一些文章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关注，引发读者的共鸣。

针对一些人称领导为“老板”“老大”等现象，1990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同志颂——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文章认为党内应该互称“同志”，这个词“比什么称呼都崇高、尊贵、亲切和友爱”。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李荒。

李先念主席看到这篇文章，连称“写得好”。黄火青写来亲笔信说：“内容含蓄深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发挥余热，吐出最后的一段丝吧！”

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刊出了大量读者来信，还发表评论指出，这篇文章读来发人深省，激人胸怀，令人感动，使人振奋，它不仅表达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心声，也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愿。

李荒愿为读者著文，却不愿为自己留传。

2005年，一家国际权威机构编制世界名人录，不少政要名流位列其中，李荒也收到邀请。李荒在回函上写道：“谢谢抬举，我不是名人，请不要把我列入。”

有关方面曾决定给中共八大以前的领导干部写传记，但李荒多次推脱。

《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殷参曾是李荒在《东北日报》时的老同事、老搭档、好朋友，一直想把李荒创办和领导《东北日报》的历史写成回忆录，李荒却不是很热衷。没想到，1995年8月10日，正在撰写《平凡的共产党员——李荒印象记》的殷参不幸去世，留下了对老领导李荒的眷眷敬意和深深遗憾。

1998年，老秘书郑奇志撰写了《李荒传》草稿，作为李荒的82岁生日礼物相赠。半年后，李荒将修改过的文稿还给郑奇志，书名改成了《李荒传略》。一个“略”字，李荒的谦谦风度翩然纸上。令郑奇志意外的是，李荒亲笔写了这样一行字：奇志同志费了很多心血，此件可作资料保存起来，千万不要外传——李荒。

这件事，一搁就是10年。

李荒92岁生日那天，郑奇志旧事重提。李荒终于同意了，但提出“三不”：不要称自己为名人、不要出精装本、不要有差错。幽兰君子性，虚竹学士风，李荒时时处处事事保持谦逊的品格。

但李荒也有展露风骨的时候。

“文革”时，面对造反派的审问，他说：“我叫李荒，荒唐的荒！”噎得造反派说不出话来、自感荒唐。有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他把“荒”字演绎成“不求闻达，但求荒山埋白骨。”

不求名利闻达，但求心灵畅达和精神富足。这是人生的超凡境界。布衣暖，菜根香，李荒和夫人金中一生克勤克俭，生活简朴。家具简单而实用，书架是当年秘书帮着设计、找人制作的，一台18吋的老式康佳牌电视机，至今还摆放在卧室。

听说沈阳九一八纪念馆扩建，李荒夫妇捐出了一个月的工资。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李荒赶紧买了许多棉被衣物捐给灾区。

逢年过节，李荒夫妇到商场买回月饼、汤圆之类的礼物，送给秘书、司机等工作人员。院子里的小菜长起来了，采摘一大把家家分享。谁家媳妇身体不舒服了，家里有啥送啥。他们像街坊邻居大伯大婶，传递着慷慨、仁义和温暖。

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志同道合的战友，配合默契的同事，相互砥砺的同志，工人师傅、农民兄弟、知识分子、普通教师、医护人员、办事员、炊事员、锅炉工、司机……这就是李荒的“朋友圈”！

高级干部、平民本色，高尚情怀、平和心态，使李荒进入了淡泊宁静的人生景致，拥有被敬爱的获得感。

路遥知马力，日久识人心。与李荒相知70年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杂技团原政委黎民，赋诗评价李荒曰：“白色恐怖未低头，枪林弹雨不退缩。笑看名利如鸿毛，一身正气同日月。”

最相知的，莫过于与他相濡以沫60多年的爱人金中。金中也是抗战时期的“老八路”、“文革”时期的受害者，先后在省属广电系统和旅游部门工作，一直默默地支持李荒的工作，从不插手公务，从不转递指令，从不享受特权，甚至也从不搭李荒的便车。

4年前，李荒病重住医院期间，金中不幸病逝，孩子们没有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李荒。视力、听力日渐衰退的李荒，总在喃喃地问孩子们：“你妈妈呢，你妈呢？”渐渐地，老人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不再问了。一生心相许，此去君长别。

李荒夫妇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李坚，小名铁牛，开放之初随伯父去了美国。李荒如实向组织做过汇报。

老二李强，小名二牛；老三李实，小名三牛。他们分别在沈阳、大连生活。他们向我讲述了父亲的故事——

二牛李强出生于1951年，读初中就遇上了“文革”。1966年的一天，父母突然被批斗后都失踪了。关在哪儿，二牛不知道，满大街贴着打倒父亲名字的标语。哥哥铁牛下放到农村，没了音讯。不久，二牛也随着同学一道去了农村。

三牛李实出生于1953年。那天，14岁的三牛和一个小伙伴在街边玩耍，迎面来了一队卡车，车上的人喊着高音喇叭、呼着口号、打着红旗红幅。其中一辆车开到跟前时，小伙伴突然惊叫：“三牛，快看，那是你爸！”三牛定睛一看，顿时愣了：爸爸被戴红袖章的造反派押着，脑袋被按着，胸前牌子上“李荒”二字被打上大红叉。

晚上，爸爸被人押回了家。三牛这才知道，爸爸被一个跳上批斗台的造反派搧了一个耳光，一只耳朵被打聋了。

三牛抱着爸爸，哭得很伤心。爸爸抚摸着儿子的头难过地说：“三牛啊，爸爸被打倒了，以后你们要靠自己生活下去……”不久，突然来了一群人，把爸爸妈妈都抓走了。

那天晚上，三牛在大街上流落了好久。他不敢回家，蜷缩在街巷的角落里，远远地望着家，哭了一宿。

几年后的一天，三牛终于知道爸妈在盘锦五七农场劳动改造，赶紧买了火车票，一路寻到了农场。见到朝思暮想的妈妈，三牛忍不住想把几年来的辛酸、委屈都哭出来，可旁边有人监视，他楞是没敢哭出声。

在农场工作人员的监视下，在离妈妈仅十多分钟路程的一处猪圈，三牛见到梦中都想见到的爸爸，当时他正满身煤灰地烧炉子热猪饲料。看到几年不见的儿子长高了，爸爸满心高兴，满腹酸楚。

直到这时，李荒才知道，与自己一同经历风雨几十年的爱人也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劳动改造。更没有想到的是，在省公安厅关押的两年里，金中就关在他的隔壁，两人竟都不知，咫尺天涯，生死茫然……

由于受父母的牵连，孩子们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是，李荒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教育，而是要求他们认真做事、本分做人，凭本事吃饭，靠能力生存，不能以高干子女自居，不得利用父亲的权力办事。

二牛、三牛结婚时，已是省委书记的李荒不事声张，只是请单位宿舍的锅炉工夫妇、炊事员夫妇、司机、秘书来家里，一起包了顿饺子。

1983年，二牛想照顾父母，自己联系调到省直机关车队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折腾了两年才把档案转过来。经常是一身油污、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二牛这样的日子，一直干到退休。

三牛只读到小学六年级，自学读完了大连海事大学的夜大。1987年从部队复员，在大连市一家外贸公司找了份差事，后来公司倒闭了。

听说三牛下岗了，李荒打来电话：“三牛啊，听说你没工作了？”“是啊爸，公司不景气，”“我也着急，你能不能摆个地摊儿，自谋职业啊？”“爸，我怕给您丢脸，”“不丢脸啊三牛，自力更生，好啊！”

让李荒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并没有因此埋怨自己的父母。他俩不约而同地对我说：“我爸真不是装的，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受党教育多年，从不考虑自己的私利”“父亲无法为我们遮风蔽雨，但他照顾了更多的人，是一棵伟岸的大树。”

李强、李实兄弟都已60多岁，尽管没有风光的地位，没有值得炫耀的物质财富，但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坦诚、老实的为人，赢得了赞誉，过得清静、坦然。熟悉的人说，他们身上有李荒夫妇的美德。

一位老部下深情地说，李荒近99年的人生历程，80年的革命生涯，画了一个完整的、光彩的，为众人所敬佩的句号。

一位老同事由衷地说，毛主席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荒做到了！”

这就是李荒——一位共产党人、高级领导干部斑斓多彩的人生画卷，昂扬向上的奋斗史诗，荡气回肠的忠诚之歌！

（作者系中宣部《党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